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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個名為“降藥價”的網站突然火了。在其上，14041種藥品的底兒被揭了出來，其中包括名稱、生產企業、供貨價和零售價。和人們的猜測一樣，藥價虛高得厲害。暴利從幾倍到幾十倍不等。該網站負責人衛柏興說，這些藥品價格只是企業的招商價，還不是出廠價。“一般企業還會有10%左右利潤，實際出廠的成本價還要低。”
此事再次刺激了人們的神經，引發了新一輪對醫藥產業鏈的思考。然而，這種事何時才能有盡頭？幾乎10年以前，這種循環就開始上演了：媒體曝光了某種藥品定價的貓兒膩，通常是一個利潤驚人的極端例子，此后輿論一片嘩然，公眾情緒被撩撥起來，喊打喊殺，進而各路“神仙”現身說法，挖根子，找出路，一通熱鬧，最后卻不了了之，等待下一次“火山噴發”。如此10年過去，藥價依然虛高。
現在，大家已然清楚，藥廠在充分競爭下所得利潤并非離譜。它作為生產者，產業鏈的始端，卻在定價上沒有太多博弈能力。這跟中國醫藥產業長期的“弱質”狀態關系很大——數千家企業能夠創新的極少，絕大多數都在仿制，你能我也能，同質化非常嚴重，以致只能拼營銷、低價。如同衛柏興揭示的那樣，一些藥廠的利潤僅在10%左右，算不上高。
以前有觀點認為，藥價虛高發生在流通領域，是賣藥的“黑了心”。因此，很多政策的制定也是指向此領域。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內幕曝光，人們發現，這可能又打錯了板子。這一點可以從非處方藥的路徑上找到些許證明。同時，關乎生命的藥品，非處方藥從藥廠到藥店再到消費者手中，價格基本符合“市場規律”，并沒有一飛沖天。事實上，各種怪事多出現在處方藥那里。
處方藥有什么不同？處方藥只能由醫院的醫生開具。它的特殊性就在于，使用藥的患者對于藥品沒有決定權，而是將這種權利委托、過渡給了醫生，由醫生替自己作出選擇。如此，醫生毫無疑問成了最核心的力量。到底用什么藥，用哪家的藥，他（她）才是說了算的人。于是，醫藥領域就出現了不同于別的領域的景象：藥廠（生產者）不圍著患者（消費者）轉，而是百般取悅醫生，回扣、美酒加上甜言蜜語。這也是為什么醫藥代表會產生和存在的原因。
許多評論認為，如果不是以藥養醫的制度，如果醫療行為能有制衡，藥價也不會如當前這么夸張。衛柏興就指出了藥品進醫院的漫長公關：“到醫院里，院長、副院長、藥劑科主任、主治醫師甚至護士長都需要打點，這將占到最終藥價的50%。招標公司還將占一些。”這自然大大推高了藥品的零售價格，加重了患者的就醫負擔。不合理的制度使得道德風險——醫生可能利用藥品選擇權傷害患者的利益，變成了現實災難。
需要說明的是，整個鏈條走下來，受損的不僅僅是最終埋單的患者，還有最上游的制藥行業。由于藥廠憑著營銷就能生存，這一方面使得創新沒有足夠的動力，小日子過著就好；另一方面也使得創新缺乏應有的實力，畢竟營銷帶來的利潤很微薄，根本無法投入到動輒幾十億的新藥研發中去。故而，在中國，昂貴的醫療費用并沒有滋養出一個強大的醫藥產業。
對于此種情況，政府也采取了許多措施，但收效并不理想。
這幾年，國家發改委藥品降價令少說也發了20多次。聽到老百姓對哪里不滿，發改委就把文件發到哪里。問題是，市場經濟早已變得復雜萬端，受著各種利益主體的牽絆、攪動，想僅憑著一紙文件解決如此糾結的矛盾，顯然不現實。“降價死”現象——哪個藥出現在降價名單上，哪個藥就從市場上消失——正是最有力的證明。
政府也在從體制上想辦法。本輪醫改中，基本藥物制度正是為此而設。“基本藥物”的概念是世界衛生組織1975年提出來的，指的是滿足基本醫療需求、基層能夠配備、國民能夠公平獲得的藥品，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須、有效、價廉。我國政府從1979年就開始積極參與世衛組織基本藥物行動計劃，1982年還曾下發過《國家基本藥物目錄（西藥）》。然而，由于此后衛生事業的重心在于調動醫院創收的積極性，這個目錄幾乎從發布之日起就被束之高閣了。
在新醫改大討論中，人們認識到，看病貴主要貴在藥價上。新醫改啟動后，基本藥物制度重新出現在決策者的視線中，且被寄予厚望。按照規劃，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一個系統工程，國家對基本藥物的遴選、目錄的確定、生產供應、招標采購、現代物流配送、價格管理、與醫保銜接等多環節實施管控。針對以藥養醫的藥品加價，國家甚至提出了零差價的口號，力求擠掉水分，真正降低藥品價格。
然而，基本藥物制度因為一方面限制了處方權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切實地斬斷了醫院、醫生收入的重要來源——受到了抵制。如果不能給醫院、醫生“補償到位”，讓其生存發展有足夠好的條件，這個制度就很難廣泛、持續地實行下去，也無法達到讓藥品價格回歸到正常軌道的目的。困難的是，補償多少、如何補償才算到位呢？還沒有人能回答。
形勢日漸急迫。新醫改近3年，2009版的基本藥物目錄面臨著擴容的要求，使用范圍也需要從基層醫療機構向醫院拓展，人們想知道，什么樣的安排能夠讓醫生樂意使用基本藥物，下一步公立醫院改革應該就此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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