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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因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美元又成了避險良港，但筆者以為，未來美元走勢的不確定性仍很大，對此，我們應保持足夠的警覺。
首先，美國房市持續低迷拖累了美國經濟和金融。雖然自2009年二季度以來，美國房地產價格已企穩，但泡沫消除之后的房價持續低位波動，嚴重影響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和金融體系的改善。美國是個借貸消費型社會，房產價值與美國人的借貸消費能力直接相關；許多實證研究表明，美國經濟中房價的財富效應明顯。美國金融機構在“次貸”危機中形成的“有毒資產”，都直接或間接的跟房市有關。樓市持續低迷，不僅使金融機構處理相關“有毒資產”進程緩慢，甚至有可能惡化其財務狀況。盡管新止贖個案和房貸拖欠數量有所下降，但銀行的止贖體系仍不堪重負：按照目前的處理速度，銀行要花4年時間，才能處理完被動“吃進”的抵押房產。
其次，美國經濟復蘇基礎日見穩固。從需求方面看，作為經濟“主心骨”、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個人消費，在經歷了“刺激反彈——短期回落——持續走穩”的三個階段后，已顯著走穩并回歸到正常水平。在生產供給方面，危機后美國政府提出了重振制造業的思路，工業生產持續恢復，目前全部工業生產的產能利用率已接近正常區間。筆者因此認為，從全球價值鏈管理的角度，美國不會追求回到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期間的全球制造業地位。借助于更具競爭優勢的服務業的地位，美國經濟運行已顯著恢復。
從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看，美國物價2010年走出美聯儲最為擔憂的通縮境地，在當年下半年又回重陷通縮風險的境地；美聯儲遂于2010年6月推出了QE2。今年6月期滿后，美國價格表現穩定，再度通貨緊縮的風險不大，通貨膨脹的壓力也不存在。因此可以推斷，物價并不會成為影響美國是否推出QE3的決定因素。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rice
Deflator），由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最先推出，并于2002年被美聯儲的決策機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采納為衡量通脹的一個主要指標。
第三，美國金融體系仍然“半好半壞”。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金融市場上，“影子”信貸市場（歐洲常又稱為“平行市場”）的規模和影響力，要大于傳統金融市場。在西方金融體系，影子金融市場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傳統金融市場。發達國家
“去杠桿化”過程的未來進展，將取決于金融“影子市場”的恢復情況。自2008年底，美國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來，美國傳統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即迅速得到改善，到2009年下半年基本恢復正常。但在影子金融市場上，各金融機構發行CDS利差水平仍居高位，表明影子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仍未恢復。在美國推行二次量化寬松政策后，傳統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已完全恢復正常，影子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卻一直未能恢復，表明美國整體金融體系仍未復原，美國憑借金融優勢在全球經濟利益分配中的有利地位，受到極大限制。今年下半年，在歐債危機和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危機的影響下，美國主要金融機構的CDS又有所上升，表明美國影子金融體系風險重度惡化。
最后，美國對量化寬松政策效果存在較大爭論。美聯儲QE2推出后，寬松貨幣大量流向新興經濟體，被認為是原油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罪魁禍首——資源品價格上漲抑制了消費和增長�？唇衲晗掳肽昝缆搩h投票結果，維持現狀的聲音是主流，無論從緊還是從寬，美聯儲內部的反對聲音都在增多。8月，在做出維持目前貨幣政策的同時，美聯儲擬向市場發出將適機調整的信號，釋放從緊預期，結果三位委員反對；9月，美聯儲決定推出偏寬松的偏轉策略，有三位委員明確表示反對采取更多寬松策略；11月，盡管債務危機影響持續加大，美聯儲決議再度轉向中性的維持策略，反對人數下降到一人。無疑，對量化寬松政策效果的評價差異，也增加了未來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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