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多強調擴大公共性支出，但這次的“積極”則更多強調完善結構性減稅。我們認為，這很可能意味著政府期望通過讓權放利的方式，主動解開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困局。政府必須主動地擔當糾正結構失衡的任務，才能促進我國經濟中長期的穩定增長，而這三大結構失衡中，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是關鍵。它的推進將從多個方面改善我國另外兩個結構失衡。
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明年繼續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新進展，在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這表明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經濟結構轉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致力于明年要在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新的成效，而這也意味著更具有經濟結構調整功能的財政政策明年的重要性將會更加突出，因此，此次經濟會議強調明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個“積極”與以往的“積極”內涵不同，以往“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多強調擴大公共性支出，但這次“積極”則更多強調完善結構性減稅。我們認為，這很可能意味著政府期望通過讓權放利的方式，主動解開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困局。
中國經濟確實存在諸多結構性失衡，如從需求結構上，金融危機前我國經濟增長過多依賴外需，目前雖然有所改觀，但仍主要依賴內需中具有中間性質的投資需求，而不是具有最終意義的消費需求；產業結構上，我國過多依賴大規模、低增加值的制造業，而不是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要素分配結構上，更多的收益流向資本和權力擁有者，而不是勞動者。這些結構性失衡若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未來幾年我國經濟將陷入明顯的硬著陸，原因在于若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忽視，甚至縱容這些結構性失衡的加劇，一旦支撐經濟發展方式的要素稟賦資源或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不利的變化，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就會面臨坍塌，經濟硬著陸就難以避免。
支持當前我國投資高增長的重要原因是我國的高儲蓄率，但未來幾年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形成，如201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為12%，2015年我國60歲人口占比預計將達到16.7%，我國高儲蓄率將會見頂回落，而這將不利于投資增速的持續擴大。當投資增速不能持續擴大情況下，原有投資所形成的龐大產能又不能通過旺盛的外需和消費得到消化情況下，就會造成大規模的企業破產，經濟大滑坡也就在所難免。再如當前勞動力供給緊平衡的時代即將來臨，普通勞動者也更加重視權益保護，如果我們不主動重視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繼續通過多種手段維持資本和權力等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就很容易引發社會的矛盾和沖突。而這樣的一個不穩定社會不僅會繼續惡化我國的需求結構的改善，阻礙我國產業結構轉型，更嚴重的是，以世界各國的普遍經驗來看，它還容易引發社會動亂，最后市場自身就會通過劇烈調整的方式糾正這一結構失衡。
政府必須主動地擔當糾正結構失衡的任務，才能促進我國經濟中長期的穩定增長，而這三大結構失衡中，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是關鍵。因為只有收入分配更傾向于普通居民，消費的需求才可能擴大，大規模的消費升級才會激發服務業的廣泛需求，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端化發展；而只有收入分配傾向于更具有市場創新意識的中小企業而不是有權勢的利益集團，我國的產業結構轉型才會通過更具有市場競爭性的方式完成，而這樣的一個過程也必將使得更多勞動者獲益，消費社會的廣泛形成也就有了基礎。
政府主動進行結構性減稅正是糾正當前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關鍵環節，它的推進將從多個方面改善我國另外兩個結構失衡，如政府可以通過減稅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減少居民的消費負擔，從而刺激消費增長；政府還可以通過對企業實施特定目的的減稅，這樣一方面可以減輕市場主體的稅賦，降低企業轉型壓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導市場主動將經濟行為轉向政府期望的結構轉型方向，從而更好地釋放市場主體的增長活力，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目標的實現。
今年10月以來，中央已經陸續出臺包括上海營業稅試點增值稅、小微企業增值稅門檻提高等各類結構性減稅，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提出要從過去的“落實結構性減稅”到“完善結構性減稅”，這意味著明年結構性減稅的工作將更加制度化、系統化，即從過去的單項稅收減免為主逐漸過渡到稅目或稅制改革的方式更系統、更大規模地推進結構性減稅，而這也將成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推手，2012年有望成為中國經濟真正踏入轉型快車道的“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