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債務危機是比美國金融危機更深刻的危機，對新興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在美國金融危機中，新興國家的經濟復蘇是亮點；在歐債危機中，新興國家的經濟下滑已經成為現實的威脅。然而，當前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還處在擴大經濟規模、提高社會整體福利的階段，政府不妨有目標地向一定區域和一定行業重點投資。
　　美國金融危機可以被看作世界經濟周期性危機。也就是說，它反映的只是經濟下行階段的特征，只要假以時日，注入流動性，經濟能夠自己修復自己。直到現在，美國政府所采取的用債務來償還債務的方針，仍然是遵循這樣的邏輯。
　　歐洲的債務危機暴露出的則是另一種結構性危機。它反映出發達國家的經濟去杠桿化進程已經到了現有經濟和社會結構無法承受的階段。經濟要恢復到正常的周期，社會體系和經濟結構必須有所改革。德國所主張的歐元區財政一體化，就是實現這種改革的途徑之一。
　　無論世界經濟是否會二次探底，當前新興國家面臨的挑戰都是空前的，因此政府采用什么樣的政策對經濟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市場經濟把新興國家帶出貧窮，但如果任其發展，市場經濟會首先追逐最低枝條上的果實。對勞動力價格低廉和貨幣不流通的國家來說，最直接的途徑是出口。如果世界經濟面臨的危機是結構性而不是周期性，那么把恢復經濟的希望寄托在恢復出口上，將是戰略錯誤。
　　盡管當前美國經濟仍在增長，但當前每5個兒童中有1個在貧困線下生活，每15個家庭有1個要依靠政府的食物券維持生活，失業率高達9%，房產有1/4資不抵債。在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居民通過二次按揭從房產中貸出的消費金額占美國GDP的11.5%（1993-1997年間是2.5-3.8%），這種情況不可能重新出現。對中國出口而言，美國依然會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國，但是靠人口只有中國1/4的美國居民的消費來拉動中國經濟發展，長遠來說是不現實的。
　　對中國來說，民營企業還太小　、太弱，在面臨全球危機挑戰的情況下，經濟轉型還不能依靠市場力量的自生自滅。除了監管產品質量、規范金融資本流向和調整貧富差距之外，政府需要增加投資，特別是對經濟相對落后地方的投資，以幫助實現經濟轉型。
　　金融危機以來，有過不少似是而非的經濟學理論。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說中國的高儲蓄造成了美國的金融危機，這是缺乏根據的。最近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申鉉松（Hyun Song Shin）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他指出，在2007年前美國之外的銀行持有10萬億美元的美元資產，歐洲銀行從美國大量集資，然后反過來買進美國影子銀行發行的次貸產品。由于這些資本流動都以美元形式出現，所以被一些經濟學家忽視。美國養老基金持有的資產其實超過中國央行的外匯儲備。因此新興國家積累財富并不是錯誤，重要的是將積累的財富調動起來，為造就后代的福利服務。
　　新興國家的投資和發展速度高于發達國家，這樣的“失衡”是正常的。否則，新興國家永遠是新興國家，發達國家永遠是發達國家。中國經濟和政府財政同凱恩斯或費里德曼時代的美國不一樣。凱恩斯主張通過政府投資解決失業問題，維持社會需求，目標是保持現有經濟規模。中國目前則處在擴大經濟規模、開發落后地區的階段。費里德曼認為政府為了彌補開支而發行貨幣會導致通脹，中國則是為了提高社會整體福利而開發投資，這同政府擴大自身規模，盲目推行社會福利也不是一回事兒。
　　通脹對新興國家來說，在相當時間內會是威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元因素。美聯儲政策有兩個基本目標，一是控制通脹，二是保證就業。只要通脹對美國經濟不構成威脅，美聯儲會始終采取低利率政策，以促進就業。美國最嚴重的通脹威脅來自工資收入大面積快速上漲。但由于新興國家勞動力低價競爭，美國工資水平在很長時間內不會快速提高。因此，美聯儲將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美元的價值因此會長期有下行壓力。由于美元是全球主要商品的計價貨幣，因此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通脹威脅會始終存在。如果新興國家的政府為了對沖美元下跌造成的通脹威脅而削減政府投資，那么就會出現“均衡的蕭條”。
　　如果說目前的危機不是周期性而是結構性的，如果說政府政策指導是克服目前危機的關鍵，那么對經濟的支持就不應當只是放松銀根，為整個經濟提供流動性（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建立在經濟能夠修復自己的設想上）。對于新興國家而言，政府不妨有目標地向一定區域和一定行業重點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