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下帷幕，在明確明年宏觀經濟五大任務以及“穩中求進”的主基調之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成為此次會議的最大亮點之一。如何培育壯大“中堅力量”，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極其重要的戰略新議題。
當前，世界形勢的急劇變化出人預料，其前景更是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日益加深，世界各國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個特定背景下，中國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重點更多放在改變收入分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就是劍指矛盾要害，抓住了“牛鼻子”。
在2000年之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已經出現了中產階層崛起的趨勢。2001年的全國調查表明中產階層的規模已經達到15%左右。2000年之后，中產階層崛起的速度加快。根據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GSS)的綜合分析，如果按照中國中產收入標準為11800-17700美元/年(約合人民幣79945-119918元/年)的標準，中國中產階層的比例為23%左右。盡管如此，我國仍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平均水平。
我國為何沒有形成龐大的中產階級？
首先，在整體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背景下，很難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快速增長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近十年我國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目前，中國基尼系數為0.5左右。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調查數據也同樣驗證了我國收入分配不斷擴大的現狀。數據顯示，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時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時的9.2倍，目前這一收入差已達到驚人的20倍之多，貧富分化擴大造成中國社會“兩頭大，中間小 ”的塌陷。
其次，與要素結構密切相關。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靠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要素獲得收入，但從我國的要素分配結構看，物質資本擠占了勞動和人力資本。一是生產率的提升得益于資本生產率的提升而非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資本占比自然增加；二是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中西部地區尚處于工業化初期，在這樣一個工業化階段，資本收入占比的提升是必然現象。這種稀缺導致了資本相對于勞動的強勢，盡管以人均產出來計量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得益于人力資本的提升），但資本相對于勞動處于強勢地位，實際上擠占了勞動率提升應得的那部分收入。
第三，沒有有效的社會保護網，就很難造就中產階級的成長。比如，中產階級在高房價的壓迫下正在“無產階級化”。一般而言，國際通行的居民住房開支，應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價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積的住房價格與一個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則在3-6之間。當房價收入比高于10時，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負擔高水平的房價。盡管經過嚴厲的房地產調控后房產價格有所松動，但與居民可承受能力相比，依然相當沉重。
應該說，當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只是一個提法，培育和壯大中國的中產階層仍可謂任重道遠。
首要的一點是要完善私有財產保護的法律制度，這是我國中產階級壯大的前提條件。創造“國家創基業，企業創財富，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的大格局，保護私有財產有助于創造出良好的市場投資環境和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進而催生新的中產階級。
其次，要在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方面，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國再分配機制的“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所以深層次改革不僅需要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實施“調高、擴中、提低”的戰略，以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
再次，針對高房價扼殺中國中產階級的現狀，對住房制度和供給體系應進行徹底改革。要盡快啟動住房市場 “雙軌制”，將投資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場，對真正出于消費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并根據不同層次的住房需求對土地供應和金融支持作出合理安排。同時，相應的土地政策、財稅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應加以明確的劃分與定位，不能再重復過去那種應急式的短期“疾風暴雨”政策。
最后，“中產”壯大的基礎是人力資本，國家必須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升中產階級的發展潛力。在總體布局上，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經濟產業及生產服務領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
中國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中國經濟社會需要全面的轉型，壯大中產階層不僅能夠釋放出更大的內需活力，也將是中國經濟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