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工作任務來看，短期內中央希望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來保持經濟平穩增長；中長期來看，中央希望通過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來防止經濟大起大落，尋找一種能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確保“十二五”期間經濟有效增長，民生福祉持續提高，經濟戰略轉型基本完成。無疑，五大任務關鍵在于各級政府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全面升級發展思維，采取切實措施打造以內生性增長為主動力的發展模式。
　　今年以來國內外經濟形勢異常復雜，但放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橫向對比層面上看，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仍不乏亮色。今年前三個季度 GDP保持著9.7%、9.5%以及9.1%的增速，這在主要經濟大國中非常難得。但不能不提到的是，今年以來的經濟增長軌跡，更大層面上依然沿著既往的路徑，如何在增長中加快相關配套制度改革，依然是困擾各級各地政府的迫切命題。筆者認為，盡管“十二五”期間經濟或許還是能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但誰都知道，如果不徹底改革增長模式，不全面升級發展思維，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粗放式的增長其本身的有效性與福利效應不僅不會與經濟規模呈正相關，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病的進一步惡化；倘若中國經濟真的像某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早在幾年前就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則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之后，有可能會迎來痛苦的爬坡期。
　　另一方面，正如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高度關切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可能危險還在于：內外經濟的失衡尤其是外部發展環境的可能惡化，使得中國在愈來愈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因此，中央特別提到要有效防范和及時化解潛在金融風險，萬不可有任何疏忽。否則，中國真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尤其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尚未搭建完畢的情況下，在經濟遭受重創之后錯過重振的時間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擴大而產生的社會不穩定又會進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事實上，今天的中國，經濟不僅存在著嚴重的內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嚴重，在這種約束條件下，必須格外小心資產泡沫膨脹之后引致的系統性經濟風險。如若不引起足夠的重視，局部風險的擴散和累積將有可能演變成系統的經濟與金融風險，而民生福利和財富增長的不協調問題已經不再局限于經濟領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對策，很有可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定時炸彈。
　　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后，如果不能找到促進經濟內生性增長的相關動力，不能有效調動各個層面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則今后五年乃至未來十年的增長動力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因此，在支撐中國經濟下一個增長周期的紅利與要素趨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既要著眼于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結構調整與民生福祉，更要正視宏觀經濟風險不斷累積以及經濟內外失衡持續加劇的事實，致力于破解制約經濟中長期發展的相關約束條件，切實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尤其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全面落實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思路。
　　筆者曾說過，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因此，唯有有效經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態，且基于這種增長路徑的財富積累能有序轉化為民生福利時，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才有經濟學意義和國家意義。
　　這些年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不徹底，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未及時實現增長動力的切換，相關改革進展緩慢，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趨于停滯，已成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因此，決策層在具體的政策施行中不應過于看重短期經濟增長勢頭可能下滑，而是著重思考如何通過確立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總體思路，來推進結構性改革。政府理應切實擴大競爭性投資領域，讓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在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也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為了使宏觀領域的政策改革能更好反映出資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資本、勞動力和能源等價格方面的扭曲，改變由行政機關定價或者受行政機關影響的定價機制，真正做到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
　　我們冀望，在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時期，政府既要通過制度改進和技術創新引領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更要切實把握自身轉型的時間窗口，著力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全面改革，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形成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多元化服務體系；進一步地，通過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以及相關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企業和部分個人向廣大居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適當轉移，真正實現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