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控通脹、穩增長方面取得了明顯效果，也遇到一些困難。比如三次產業結構中，服務業增速明顯趨緩，工業內部重工業增速快于輕工業；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幅遠遠趕不上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幅。
　　此外，今年在外需回落的同時，內需并不能補足；政策性投資下降的同時，民間投資還沒有完全激活；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的同時，消費還是增長乏力。
　　結構調整不理想，與異常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有關系。歐債危機、出口下滑、熱錢流入等問題的出現，干擾了一些政策的執行和落實，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了負面影響。今年貨幣政策過分使用數量型工具回收流動性，導致傳統渠道資金投放出現偏向性緊縮，大量中小企業不得不利用民間借貸等非規范渠道進行融資，致使利率在不同渠道的差異拉大，從而引起了監管套利。
　　多種因素疊加使金融資源的錯配與金融價格的扭曲出現惡化，實體經濟收益不如虛擬經濟收益，資金對于實體經濟增長的支持弱化。在金融與實體經濟收益分化的同時，中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經營績效、上游資源性壟斷企業與中游生產型企業的經營業績發生分化。從三季度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可以看出：上游企業的ROE（凈資產收益率）是最高的，中游企業的ROE最低。
　　股市疲軟、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等情況，導致民間借貸、銀行理財產品等非正規金融產品蔓延。實體經濟盈利困難而一些上市公司當資金“倒爺”就能盈利，資金出現錯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有所下降。
　　結構調整仍然任重道遠，在今后的宏觀經濟調控中，要把結構調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結構性減稅還要繼續。在財政支出方向上，應更多投向民生領域，為擴大消費提供支撐。
　　貨幣政策大放大收會攪亂市場主體的明確預期，造成市場秩序混亂，影響實體經濟的有序發展。因此要合理使用貨幣政策工具，避免其過度頻繁地使用。還是要堅持向中小企業等主體定向寬松，并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適時預調微調。在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方面，在明年仍然要堅持緊縮政策，抑制房地產投資炒作，否則房地產調控可能前功盡棄。（劉先云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