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實事，事關百姓福祉，貴在一個“實”字。然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有許多縣市在年初制定“十大實事”時，用詞含糊，導致群眾無法問責，一些官員還將其解釋為給政府留下“回旋余地”。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許多地方的“十大實事”最終常常達不到預期目標，多半途而廢。（12月13日《南方農村報》）
　　既被列為“十大實事”，就已反映出地方政府公開的某種價值排序：它們要么是民生所最急需的，要么是政府行政的重點指向。所謂的“急需”與“重點”，竟被一些官員提前設下“回旋余地”，甚至最后變成爛尾工程，這不是鬧劇嗎？
　　顯然，“十大實事”之所以容易衍生爛尾工程，與另一種機制長期被虛置有著直接的關聯——那就是政府公共承諾的問責制。
　　長期以來，無論是在日常的問責制度安排中，還是于不少官員的行政認知中，都存在這樣一種認識誤區：“十大實事”多是以民生議題為主的“好事”，而“好事”即便爛尾甚至擱淺，也是不應被追責的。否則，勢必會削弱官員以后承諾做類似“好事”的積極性。
　　可事實上，政府的公共作為是不存在“好”“壞”的性質之分的。因為即便是“十大實事”，它也行使了公共權力，運用了不菲的財政資金，理當通過對其項目效率的考量來進行權力考核，乃至問責。出發點上的“善意”，并不能給官員任何的豁免權。
　　從這個意義來說，要想讓一些地方異化的“十大實事”重新找回行政倫理，必須完善問責的制度設計。在今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時任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的姜大明曾對媒體公開表態，今年山東提出要辦26件實事，當年一定要實現，“實現不了，向我省長來問罪。”——可在我們的具體生活中，又有多少官員能像這樣，表達愿意接受問責的鮮明態度，不給自己留下“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