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北京、天津等21個城市的消費者協會以及中國消費者報社，聯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出建議函，呼吁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訂過程中，明確消費者組織代表“不特定多數消費者”進行公益訴訟的權利和主體資格。
　　三鹿奶粉事件、團購網“忽悠”事件……近年來，與消費侵權有關的公共事件屢有發生。這些事件中，受害者范圍大、分布廣，按傳統模式，單個消費者訴訟維權比較困難，有些受害者只好選擇忍氣吞聲。在質量糾紛、物業糾紛、旅游服務糾紛等情況中，這樣的困境普遍存在。
　　消協組織吁請公益訴訟權，做消費者司法維權的“代理人”，背后是廣大消費者的訴求和愿望。如果能從法律層面賦予消費者組織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無疑有助于實現消費者“弱弱聯合”，扭轉消費者維權時的弱勢地位，促使整個消費環境改觀。
　　更重要的是，公益訴訟能讓社會群體更好地相互溝通和表達意見，是維護公利、疏解沖突的一種重要法治化路徑。比如，如果有團體能代表消費者訴訟維權，各種可能的極端維權行為，就能被導向合理、常態化的司法軌道，從砸電視機到砸寶馬大奔的“砸式維權”，是不是也能少一些？
　　經濟學界的“公地悲劇”之說啟示我們，缺乏保護的公共利益，最易受到侵害。公益訴訟制度，正是為了化解“公地悲劇”，確保侵犯公共利益的非法行為都能受到應有的追究。遺憾的是，我國還缺乏對公益訴訟制度的構建，即使是現實生活中頻現“公地悲劇”，即便捍衛公益早已納入道德倡導的范疇，公益訴訟仍面臨主體資格的法律障礙。
　　由于現行法律將訴訟主體明確為“直接利害關系人”，使得諸如消協、環保民間組織等，難以有效介入公益訴訟當中，出現“執著的原告、熱鬧的媒體、穩如泰山的被告、無動于衷的法院”的窘境。正因此，不久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擬首次賦予社會團體提起公益訴訟的資格，被視為推動公益訴訟前行的突圍之舉。
　　其實，消協組織討要公益訴訟權的背后，也蘊含著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希望在社會管理領域中有更大作為。另一方面，如果消費維權、環境保護、行業自治等諸多領域的公益訴訟主體能明確擴容，讓“代理人”更多，那么這種制度的本身，除了化解民間矛盾外，還能吸收更多的公民參與到對不法行為的譴責和追究當中，更有利于協調政府和公民的關系，增進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從而釋放更大法治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