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至12月初的南非德班氣候大會是在關鍵時刻召開的，因為構成“氣候秩序”重要支柱的《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即將于2012年12月到期，如各方始終糾纏不休以至于無法達成“第二承諾期”溫室氣體減排新安排，則將導致出現“空檔期”，屆時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將無法可依、無章可循。
　　德班氣候大會承上啟下、肩負著防止“空檔期”的重任。大會的要害在于，是否明確《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是否規定發達國家應在“第二承諾期”繼續單方面量化減排，發展中國家是否繼續不承擔量化減排義務。
　　德班氣候大會無疑異常重要，但在當前的形勢下卻受制于以下四個不利因素：
　　一是氣候變化及其談判存在被人忽視乃至遺忘的風險，因為2011年實乃“多事之秋”，西亞北非動蕩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不斷惡化，這兩大話題持續發酵，致使氣候變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被世人所忽略。
　　二是國際金融危機“后遺癥”反復發作，導致世界經濟復蘇異常曲折，保增長、促就業成為各國當務之急，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相對下降，因此各方就此達成重大妥協的政治意愿與動力明顯不足，氣候談判要取得新突破，還得等待“經濟氣候”的好轉。
　　三是日本“3·11”特大地震海嘯引發嚴重核泄漏，核電站及核能安全風險備受關注，多個國家為安全計停建緩建核電站，致使國際能源供應格局生變，核能比重趨降，傳統化石燃料使用趨升。由于化石燃料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占大頭，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國際減排的努力、放慢國際減排的步伐。
　　四是發達國家極力推卸責任，拒絕接受“第二承諾期”對其量化減排的限制，并為此耍花招、搞名堂。
　　這些不利因素中，發達國家極力推卸責任成了德班氣候大會取得進展的癥結所在。比如，美國人口僅占全球3~4%，排放的二氧化碳卻占全球25%以上，作為人均排放最多、“奢侈排放”最為典型、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在氣候談判中表現最虛偽，最沒有誠意，也是此次會議最大的拖后腿者。美國至今未簽《京都議定書》，卻以所謂“主要經濟體都應承擔量化減排責任”為幌子，以“新興大國同時承擔量化減排責任”作為美國承擔責任的前提條件，其貌似“公正”，實則混淆視聽，刻意模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界限與不同責任，拒不承擔自己的義務。對此，全球16家知名公益組織在大會期間致信以所謂“巧實力”著稱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責美國對氣候變化談判言行不一、已成“主要障礙”。
　　有別于發達國家的“奢侈排放”，發展中國家屬于“生存排放”，但發達國家卻自私自利與蠻不講理，一再以“共同承擔國際責任”為幌子，推卸自身主要責任，分化發展中國家，逼迫新興大國尤其是中國等提前承擔量化減排責任，企圖以此壓縮后者的發展空間、延緩其增長速度、遲滯其崛起進程，進而維持國際體系主導權。
　　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氣候談判中一貫堅持原則、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據理力爭，強調減排自主權，維護長遠發展權，爭取談判主動權。
　　中國的“氣候外交”包括以下三大要素：
　　一是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區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責任，堅守自己的發展中國家身份，維護自身與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權益，主張發達國家應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繼續率先減排，發展中國家不應承擔量化減排責任；
　　二是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承擔與發展中國家身份相符的國際責任，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堅持自主節能減排。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單位GDP能耗下降1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1.4%；
　　三是團結新興大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避免孤軍奮戰，共同抵制發達國家分化，通過“77國集團+中國”和“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機制采取集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