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多個知名品牌速凍水餃陷落于“金黃色葡萄球菌門”，之后新版速凍面米制品國標中卻將這一項目從“不得檢出”改成“限量檢出”。這被質疑是“開倒車”。上個月，媒體關于乳品新國家標準的“倒退”、“被大企業綁架”、“關鍵性指標被推翻”等報道，也引發了輿論熱議。
　　12月6日，新華社播發報道《誰來消除公眾“標準焦慮”？——透視食品新國標三大疑惑》，對新國標爭議的事實做了厘清。這也正是消費者的焦慮所在：有關食品的新國標“開倒車”了嗎？國標該“就高不就低”嗎？新國標到底誰說了算？
　　關于“開倒車”之說，之前確有誤解之處。比如，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研究員陳君石院士指出：以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例，以前國際上也是“不得檢出”；但隨著檢測技術的進步，分段限量指標成為國際標準；美國就明確了金球菌的數量。
　　同時，制訂食品標準不能脫離現實，否則就可能引發糧食安全問題、影響農民生計。比如，1950年代，波蘭曾將花生中的黃曲霉毒素定為“不得檢出”，那幾年波蘭人幾乎就吃不到花生。同理，乳品新國標中將生乳蛋白質含量從每100克含2.95克降到2.8克，也是對我國農業現實做出的“妥協”。根據農業部的數據，2007年和2008年夏季，北方一些省份生乳蛋白質含量每100克低于2.95克的比例分別達75%和90%。
　　堅持高標準，就意味著大量生乳將被銷毀，而這個標準只是“生乳”的標準，不是直接食用的奶粉標準，不會導致“大頭娃娃”的安全問題。而且近年來價格上漲導致精飼料投入不足，也影響了奶蛋白含量。
　　尊重客觀現實，適當調低標準，是一種“以退為進”，也可防止企業為了“達標”搞小動作，避免類似三聚氰胺事件那種悲劇重演。就像人民日報說的：標準進退的理由“完全可以掰開揉碎了跟群眾解釋。只要符合實際、符合大多數群眾的利益，相信是可以得到理解和支持的”。 但既然已經形成了新的國家標準，就必須在新國標基礎上嚴格執法，絕不能“一退再退”。
　　其次是所謂企業參與食品標準制訂的問題。
　　作為國標最終的落實者，擁有先進技術和設備、掌握一手資料的大企業參與標準討論本無妨，且大企業并非一味要降低標準。比如，有專家提出要取消某一種微生物的檢測，結果遭到一些企業集體反對：因為行業良莠不齊，取消檢測可能導致無法監管，最終影響消費者對整個行業產品的信任。
　　但食品標準是國家公器，企業有時難免有自己的“小算盤”，為免公眾猜疑和詬病，標準制訂程序就該更陽光。比如，此前衛生部公布的“乳品質量安全標準專家組成員名單”中，有三元、蒙牛、伊利、光明等乳品企業代表9人。雖然衛生部門堅持：企業界代表只參與了國標的立項、起草兩個環節，未參與關鍵的審評階段。但正像“新華時評”所說：對于最受猜測的“初稿由幾個大企業起草”來說，有關部門起初遲遲不予回應，在企業、專家現身說法的情況下，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認定有“內幕”，此時，僅有衛生部門一句“在審評及以后環節，絕對沒有企業參與”的表態，顯然難以服眾。
　　全國食品工業標準化委員會委員汪國鈞也承認：新出臺的部分標準中，前言中起草單位和起草人沒有標注（其中一些就是乳品巨頭），確實容易產生誤解。
　　能否把信息公開做得更主動、提前一些？如果能在去年修訂標準時，就明示這些企業會參與，而不是在今年的質疑聲中才公示有這些企業參與，新國標的公信力會更高些。
　　應該說，食品安全標準的專業性很強，普通人難以置喙，但其社會性更強，因為和每個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我們的監管部門能否引導公眾參與，鋪設輿論與專業討論間的渠道？比如，去年衛生部公布了202項標準制訂修訂計劃，很多標準在征求意見期中是“零回應”。公眾因為陌生而不參與，因為不參與而更加懷疑。目前，衛生部正打算與消協合作，邀請消費者參與有關標準的制訂。
　　無疑，食品標準制訂的過程越是公開，公信度就越高；公眾知道越多的爭論“細節”，就越是對爭論的結果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