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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道堵塞沒有疏浚之際，陡然開閘放水，其結果不但難收澆灌之效，更會引發水災之患。
這一治水通則，用于貨幣政策亦然——“貨幣存量”可喻為水，貨幣政策“由從緊變寬松”可比作開閘放水，貨幣政策“滿足實體經濟之需”可比作有效澆灌，而“低成本的融資通道”則可比作經過疏浚的河道。
12月5日，存款準備金率下調0.5個百分點正式施行，這是我國3年來的首次下調，將向市場釋放近4000億元的資金。很顯然，在我國實體經濟遭遇嚴重危機之時，持續從緊的貨幣政策已然開始松動。
實際上，雖然今年以來我國啟動了歷年罕見的從緊貨幣政策，存款準備金率一度高達21.5%，一年期存款利率高達3.5%，但是在今年以來公開市場逾2萬億元凈投放的持續對沖之下，我國信貸總量與2010年的7.9萬億元相比，僅有小幅減少，全年約為7.5萬億元左右。與2007年、2008年的3.6萬億元、4.8萬億元相比，則明顯仍處于高位。而如果以M2存量計，則我國可謂全球最“有錢”的國家，截至今年6月，我國M2總量高達78萬億元（約合12萬億美元），遠超同期美國的9萬億美元、日本的10萬美元，與歐元區的總量相當。
在這種情況下，貿然進行貨幣政策寬松，則明顯有引發“水災”之患，從而有可能將稍見好轉的通脹趨勢，再次推向高位。
實際上，就我國當下“缺錢”現象而言，并非是整體性的，而僅是結構性的——中小企業缺錢，但大型企業并不缺錢；實體經濟缺錢，但投機性游資仍在四處出沒。這種結構性扭曲現象的顯現，其根源在于我國直接融資通道的堵塞。
正是直接融資通道的堵塞，造成了我國當下極其矛盾的景觀：一邊是貨幣之水勢汪洋、一邊是中小企業饑渴難耐，一邊是銀行業利潤高至其他行業總和、一邊是實體經濟艱難維持日趨衰弱，一邊是投機之風難以遏制、一邊是中小企業的頻頻倒閉。
這種極其矛盾景觀的出現，充分說明欲解決我國當下實體經濟的資金困境，其根本要義并非是貨幣政策的開閘放水，而是急需對直接融資通道進行疏浚。而在直接融資通道疏浚之前，任何看似好心的貨幣寬松，均只會推高通脹水平，讓銀行業賺取更多的暴利，讓投機之風更加大行其道，而根本難以對實體經濟進行紓困。退而言之，即使貨幣政策的開閘放水，可以讓中小企業略沾雨露，但其融資成本之高僅可讓中小企業茍延殘喘，而根本難以讓其持續發展，更何況由此帶來的通脹隱患，極可能讓整體政策效果以“弊大于利”的敗局收場。
雖然，對于實業經濟而言，我國改革開放后直接融資通道的打開，距1984年發行“飛樂音響”第一只股票已近30年，距上證所、深交所1990年正式成立已有20多年。此外，我國更分別于2004年、2009年創立了中小板和創業板，OTC產權交易、企業債融資亦于近年來不間斷地試行，但是，上述諸多直接融資通道，不僅其整體規模距我國實體經濟的龐大需求相差甚遠，更重要的是，在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嚴重不力、重融資輕分紅的“圈錢市”之下，不僅沒能起到有效的資金配置，更在歷年高達90%的股民慘遭“絞殺”之下，其融資規模雖然一直在擴大，但融資增速卻明顯在下滑，已嚴重跟不上我國當下實體經濟的需求。
就我國當下“缺錢”現象而言，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國“錢少”，而在于我國缺乏有效的直接融資通道。對實體經濟流動性不足的根本解決，其著眼點應鎖定資本市場的有效治理，以及金融體制的深化改革，而不在于貨幣政策的頻繁調整。如果忽視這一本質邏輯，本末倒置地進行貨幣政策的開閘放水，就我國未來經濟而言，則顯然是“福少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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