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專門召開“堅持公正廉潔執法，堅決杜絕公路‘三亂’”視頻會，要求各級公安機關進一步規范執法行為，切實實行罰繳分離，罰款必須通過銀行上繳國庫。
　　引發公安部如此舉動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此前央視新聞頻道報道了山西嵐縣、盂縣交警違規攔車收費并搶奪記者攝像器材的新聞。沒有罰單、沒有收據、沒有理由、強行收錢的執法，引起公安部的震動。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公路亂設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就十分嚴重，1994年開始國家加強了對公路“三亂”的治理，情況曾一度好轉。但現今公路“三亂”問題再度抬頭，深刻說明滋生“執法經濟”的土壤仍然存在，制約執法法治化的瓶頸尚未打通。
　　回顧之前的治理，三令五申中也不缺“嚴肅查處”、“絕不姑息”的決心與魄力，更不缺強大行政動員下的全國范圍內的大檢查、大整頓，但是根源于利益的三亂執法猶如野草般“燒不盡”，稍微放松便“吹又生”。其實，對執法公權治理的“回潮”現象，證明了一個再尋常不過的道理：行政執法的規范化，不能僅靠一時的執法大檢查，而必須確立在穩定、恒久、權責對等的法治化軌道上，只有讓執法者始終處在法律的嚴格約束下，讓公民監督始終與執法權力的運行首尾相伴，才能杜絕私利意圖污染到執法目的。
　　實現執法的法治化，首先必須確保立法設定的約束制度得到一體遵循。要真正從源頭上堵住這一漏洞，就必須設計出嚴密的執行程序和監督機制，用嚴明的責任追究保障這些制度“落地生根”。
　　實現執法的法治化，還必須讓公民監督及時跟進。暢通公民的監督途徑，尤其是暢通執法相對人的救濟渠道，讓受到不公執法的人都能選擇與之抗爭、選擇維權，才是從根本上形成對執法的制約監督。
　　實現執法的法治化，最終的根源則在于切斷與執法相關的利益臍帶。如果不能徹底從執法經濟這個怪胎上釜底抽薪，那么再多的制度設防都難敵一些執法者的私欲膨脹。必須從財政體制上動刀，在嚴格核定執法機構、人員和執法經費的基礎上，切斷財政不足口實下執法部門與罰款之間的利益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