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針對一些地方限購令即將到期的情況，住建部近日發出了要求地方限購政策延期的通知。在房市調控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住建部的表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可看作是為接下來一段時間的政策走向定下了基調。
　　中國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政策主導的市場。為此，各地限購政策陸續出臺以來，社會各界一直熱議的話題就是：限購政策會不會長期化？如果會，制度化的限購政策將如何與經濟社會的總體發展戰略相兼容？如果不會，限購政策的調整窗口將如何打開？
　　從之前情況看，既有個別城市號稱要將限購政策長期化、制度化，也有一些城市將其限購政策的有效期設定為今年年末。但這兩種現象都不能作為判斷限購會不會長期化的有效論據。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限購政策會不會長期化的問題可以細分為決策者愿不愿限購政策長期化（決策意愿）和限購政策能不能長期化（決策能力）等兩個方面。
　　有關前者，在年初頒發的“國八條”中的第六條明確寫道：“在一定時期內，要從嚴制定和執行住房限購措施。”這個“一定時期”較為模糊，留下了彈性運作的空間，這種空間是一個供各種力量相互博弈的舞臺。
　　至于后者，限購政策能否長期化，取決于宏觀經濟運行、政治決策程序、相關團體的游說力量以及政策正反效應的評價等因素。但總體上，可以認為決策層面目前尚未做出將限購政策長期化的判斷。
　　那么，在住建部表態之后，限購政策將會呈現怎樣的走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考慮幾個方面的因素。
　　政策調整或者是因為外因突變，使現有政策與外部環境不匹配，或者是由于內因起作用，使現有政策難以執行。限購政策調整的外因主要有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宏觀經濟走勢。
　　從國際背景看，盡管歐美債務危機依然陰霾不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力量不斷向中國施壓，試圖讓中國承擔更多國際經濟調整責任，但這對快速崛起的中國而言，只會是常態；即便沒有債務危機，歐美國家也會有其他策略向中國施壓。
　　從國內情形看，盡管年初預定的通脹控制指標難以實現，但較高的增長率仍然能維持，而且就業狀況和經濟運行的各種效益也還不錯。所以，就限購政策調整而言，目前國際環境和國內宏觀經濟狀況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
　　不過，深入到限購政策的內在運行體制中，就會發現情況不一樣了。作為政策執行主體的地方政府目前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一方面，融資平臺歷年運行所積累的成本壓力很大；另一方面，換屆年的增長壓力也不小。在目前的體制框架中，各級“兩會”是各類訴求表達最為集中的場合。可以預測，明年全國“兩會”期間，包括地方政府、房企高層以及其他人士將會向決策層集中表達訴求。
　　就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而言，最理想的狀態是：通過結構調整，實現限購政策的平穩過渡。在理想狀態下，一方面是商品化住房均價在實行一定時期的限購后漲幅回落，保障性住房的供應比重不斷上升，從而既緩解住房困難群眾的居住問題，又實現房地產市場調控的目標；另一方面，產業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使實業投資有更大的吸引力，從源頭上抑制房地產的投機性需求。
　　但從目前來看，現實情況與理想狀態尚有不少差距。首先，產業結構調整尚在陣痛之中，不僅出口的優勢不斷縮減，而且內需啟動也面臨缺乏抓手的困境。其次，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雖然如火如荼，但從一些地方的供應情況來看，保障性住房相比商品化住房的吸引力較顯不足，其中尤其是保障性租賃住房。再次，不能忽略一種政策學習效應。即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社會公眾，都會由于目前的體驗而形成一種限購政策可能周期性出現的擔憂，于是一旦限購放松，房地產市場就可能遭遇過度反彈。
　　有鑒于這種現狀，在面臨各種壓力時，決策層面明確取消限購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但操作方式微調的可能性是較大的。也有可能沿襲“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模式，先默認少數城市的舉措，之后其他城市再學習、借鑒，然后推廣。但無論如何，“限購令”面臨一種“退出難題”，既要考量其繼續執行所帶來的潛在政治經濟影響，又要防范退出之后對房地產市場的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