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扶貧標準再度調高。11月29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個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
　　這些年來，扶貧標準基線一再調高，這一方面足以說明這個國家發展的速度和高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人在發展中確實掉隊了，因而，輿論普遍呼吁不能一味沉浸于數據上的“越來越好”而忽視了弱者。但在扶貧這一問題的解決上，我們始終面臨著一個非常糾結的現實：到處需要錢，國家的財力到底能夠救助多少人?所以，在1986年扶貧開始時，只是將急需要扶助的那一部分人作為扶貧的對象，而隨著國家財富逐步累積，此后才逐次調高，所以，中國的扶貧，其實從來都沒有實現貧困人口的全覆蓋，這也是扶貧標準雖屢次調高還被詬病的內在根源。
　　貧困人口不會自動消失，減貧注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眼下，扶貧標準再次調高，新一輪扶貧戰役打響了發令槍，俗話說，三思而后行。當我們再發力時，想想看，自1986年以來，扶貧走過了20多個春秋，我們從來都不是埋頭趕路，分明也在摸索中不停地反思并聽取一些建議。
　　此前，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執行副會長林嘉騋曾表達了一個政策執行者的擔憂：以行政權力主導的扶貧，“在資金保障和組織執行上有優點，但行政扶貧體制僵化，操作上過于死板”，行政扶貧的資源很難全面覆蓋所有的貧困村，通常就是一個縣選幾個典型貧困村開展項目。雖然，這可以看作是問題要一個一個地解決，但執行者有發言權——“這樣的整村推進難免成為形象工程”。可不是，幾乎所有的欠發達地區都樂此不疲地爭戴貧困帽，就是因為爭做那個“典型”，政策實惠不要白不要。
　　換句話說，囿于財力，國家確定了一個較低的扶貧標準，這本身就圈定了只能由一少部分窮人獲益，但執行中，人為又劃定了“典型”來開展項目，如此，有限的扶貧資金最終絕大多數其實只進入了很小一部分窮人的口袋，而如果再考慮執行中防不勝防的“跑冒滴漏”，這樣的扶貧模式很難說完全有效。但，反過來說，也不能否認這是在消滅貧困。只是實踐中存在的另一些問題則讓人無法釋懷，本來，扶貧就是發展經濟，但也要看如何發展。近些年來，不少農村地區，通過行政力量強制推動大規模的產業化，為了推廣某一個產業，強迫農民砍掉原有作物，改種統一作物，甚至出現了“逼民致富”的怪象，這是否真正征詢過農民意愿不說，也破壞了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
　　我們常說，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起點上，需要看到，為了加快扶貧的效率和效果，已有的行政主導扶貧模式固然不可替代，但同時也需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隨著民間社會的日益蓬勃，調動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更多通過慈善機構、志愿者來豐富和夯實扶貧模式；而且，因為扶貧和國家發展是同步的，當經濟已然開始從速度轉向質量時，行政權力在扶貧領域也必然需要一次轉身，這需要在新的摸索中尋求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權力者必須要遵循“窮人經濟學”原理，以窮人為本，拆除可能限制弱者向上發展的制度籬笆，幫助并尊重窮人謀求自我發展的權利。在貧富差距懸殊、人人示弱的今天，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強調“窮人經濟學”，也是大多數人利益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