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進一步表明，中國的實體經濟的增速正在放緩。按照宏觀調控本意，這應該是在預期內的。但隨著調控時間的不斷延長，各方針對中國實體經濟增速放緩的擔憂也越來越多了。引發擔憂的理由多種多樣，但大家所擔心的結果確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國經濟或將無法平穩渡過轉型期，主動調控的動作可能會引發中國經濟的“硬著陸”，而非政策制定者所期盼的“軟著陸”。
　　在現有的各種預想的硬著陸的劇本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中國房地產行業由調整開始進而引發崩潰，最終導致整個經濟崩潰。從房地產行業來分析的幾個常見視角如下：首先，在我國經濟轉型尚未成功完成之時，房地產行業的萎靡不振引發的房地產投資劇烈下滑將會直接導致與其相關的幾十個行業喪失增長的動力。更因為政府和銀行收緊銀根，地產商資金鏈緊繃，而地產商已把上游包括建材，施工等各個行業的資金轉移到自己手上，一旦最終資金鏈條斷裂，這種多米諾骨牌式的崩潰勢必會席卷這條鏈條之上的所有行業。其次，整個地產行業的景氣程度與地方財政賣地收入息息相關，地產行業若雪崩，無異會把嚴重依靠賣地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拖入深淵。當地方政府喪失其掌控的經濟資源之時，原有的政府主導經濟活動也必將陷入停滯，相關行業隨即進入蕭條。最后，房地產價格泡沫的破滅，會帶來居民財富感的消失，使得我國內需消費受到嚴重壓制，致使我國經濟難以轉型。總之，基于以上的考慮，房價一旦持續大規模下跌，所有人都會成為輸家。
　　筆者不同意這樣的推斷，卻認為，如果政策應對得當，中國經濟未必被房地產行業所綁架。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曾在媒體表示中國的銀行業可以承受房價40％的下跌而不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盡管很多地產商和學者對這個數據表示了強烈的質疑，但是考慮到中國較高的購房首付比例，筆者認為，房價下跌對銀行系統的風險確實是有限且可控。
　　而對所謂房價下跌帶來財富效應的消失，由此可能會沖擊我國消費市場的擔憂，則需要在全國范圍的住房征信系統公布之后，方能有較為精確的評估。金融規劃有一個共識，一個家庭所擁有的第一套住房，不納入其可投資的財富范圍。也就是說，影響居民今后的生活水平的投資和消費決策，所依據的財富條件，并不考慮居民已有的第一套住房。覆蓋全國的居民住房信息征信系統的建立，將為我們科學的分析和政府后續調控政策落實提供全面堅實的決策數據支持。如果中國的大多數居民的住房并不是用作投機而是以自住為主，那么房價下跌，打擊的就是以投機為主的市場需求。這樣對整個社會而言，由于相對收入較低的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遠遠高于高收入群體，那么我們可以期待的是，房產價格下降帶來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增加。照此判斷，則房價下跌帶來財富效應的消失，應該不會對居民的消費帶來十分顯著的沖擊。
　　另外一種情況，如果中國的房產市場確實已經變成了以投資為主導的市場的話，則政府就非常有必要利用財政稅收的轉移支付功能，盡快出臺相應的稅收政策，按照政府的政策本意，盡力促使住房市場向著消費品屬性起主導作用的方向發展。正如日前住建部姜部長所說的那樣，全國聯網的信息系統的構建是下一步政策出臺的前提和基礎。相信政府會在掌握全面信息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決策。中國的社會的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不僅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巨大障礙，更是激發階層矛盾，引發不穩定因素的導火索。堅持不懈并不斷加大力度解決這個問題，是我國避免滑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避免拉美化的關鍵所在。
　　至于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經濟陷入幾十年停滯的覆轍的擔憂，筆者的觀點是，中國經濟調整之窗口還未關閉，如果政策運用適當，應該是可以避免這樣的危險的。面臨外部經濟條件巨大不確定的時候，胡錦濤總書記在APEC的講話再次強調了中國的問題在增長中解決，凸顯了中央決策層對經濟增長的重視。而對經濟增長，決策層如今在漸漸形成一種新的認識：此“增長”不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來襲之時，用四萬億政府投資去刺激經濟產生的彼“增長”。國家新興的產業政策和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系列舉措，已經使得依靠投資拉動、密集型資源注入、追求GDP快速增長的“舊瓶”，無法承載拉動中國經濟新增長模式的“新酒”。無論如何，這種新的經濟“增長”是以催生若干嶄新的行業，而不是重新投入以房地產行業作為戰略產業的舊有范式。如果我們能盡快闖過這一關，在適當的產業和財稅政策支持之下，隨著舊的行業產能和資源向新興的行業轉移，中國的經濟結構就能得到進一步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