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債危機面臨巨大不確定性、“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即將結束的情勢下,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任務特別吃重。 看短期經濟政策可能的走勢,各方都明白,明年中國經濟政策需要關注的核心命題,不外乎穩定經濟增長與物價形勢,加大經濟結構調整以及防范外圍可能惡化的經濟與金融形勢等等。因此,目下一般關于明年中央經濟政策走向的分析與預測,本身并不具有太多指標意義。 以目前歐債危機的演變態勢推測,意大利這個風暴眼明年將歐元送上不歸路的可能性還真不能排除。果真如此,其對世界和中國經濟的沖擊程度想必超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因此,各方都在翹首等待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留相關對策選項;另一方面,從這些年經濟增長路徑來看,即便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經濟增長的誘導因素,本身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畢竟,經濟政策更多時候反映的是工具價值。假如明年外部經濟形勢持續惡化,中國在做好提前準備的同時,是否也應將其外部需求下降引致的出口衰退作為降低對美歐市場過度依賴、加快經濟轉型的時間窗口呢?答案不言自明。 而對偏好于經濟增長數據的人來說,這兩年中國經濟數據還比較好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經濟實現了平穩較快增長,其中200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9.2%,2010年更達到10.3%。預計今年經濟增長速度應能超過9%。而梳理關于中國經濟增長中長期的若干預測,同樣不乏樂觀預期。例如有專家日前就認為,中國快速增長期至少可以再保持20年。 筆者認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可能性確實很大,但在預測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時,一個不容忽視的制約因素是,今日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數,即將登上6萬億美元這個臺階。而回望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增長歷史,中國經濟若要繼續求得后續20年的類似增速,無疑是超高難度命題。即便通過各種途徑實現了高速增長的目標,假如增長模式無法實現質的跨越,簡單追求GDP增幅不僅沒有太多的福利效應,還會導致既有增長模式弊病的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國經濟真的像某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早在幾年前就跨過了“劉易斯拐點”,則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之后有可能會迎來痛苦的爬坡期。 因此,對于這30年來已習慣了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中國民眾來說,假如中國經濟在未來某個時候出現了增長疲勞,以至于政府的“熱啟動”也無濟于事的話,不應感到詫異。 還應看到,在人均收入水平尚處于中下等階段時,中國就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能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技術進步與應用方面進展相對滯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資源消耗,導致全要素生產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處于低增長期。可以肯定,主要依靠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已難以持續。盡管從人力資源供給的角度來看,最樂觀的估計是未來15年,中國廣大農村地區仍會每年向工業部門轉移600萬至700萬的產業工人,但真實世界未必會兌現這種靜態假定。據人口經濟學家的預測,我國人口紅利的轉變節點將會在2015年出現。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內地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增至1.78億,人口老齡化水平已達13.26%。比2000年的人口普查上升了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個百分點。未來20年,中國的老齡化趨勢還將加劇。 真正的危險還在于:內外經濟的失衡尤其是外部發展環境的可能惡化使得中國在愈來愈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假如以樓市為代表的資產泡沫最終破滅,且主要發達國家又在貿易和人民幣匯率方面頻頻對中國發難,則中國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情況下,在經濟遭受重創之后錯過重振的時間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擴大而產生的社會不穩定又會進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 可見,中國經濟在逐步告別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后,未來十年的增長動力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筆者認為,下一年度的中國宏觀經濟決策既要提前預警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可能演變,更要緊緊圍繞經濟戰略轉型以促進經濟內生性增長這個中心環節,以政府管理體制、金融體系和要素價格改革為突破口,通過配套改革的推進,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釋放經濟有效增長的新動力。 誠然,在經濟增長質量依然較低的情況下,依靠經濟政策的拉動是促進就業和財富增長的必要路徑。只是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這是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市場主體都不能不正視的現實問題。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實踐,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增長特征是,在制度創新中注重擴大市場主體的行為空間。換句話說,中國民間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由于政府政策空間的解放而大大釋放出來,成為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不徹底,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這已成為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或創新所引致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技術進步的內生化,正逼迫著我們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明年和今后一段時期,政府在切實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確立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的同時,亟須營造條件使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市場主體的普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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