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外儲縮水，10月份外匯占款首現4年來的負增長以及剛剛11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跌落至榮枯分水嶺之下，并創32個月低位，近來一系列宏觀數據下行風險加大也使中國經濟感到了陣陣寒意，而“保增長”似乎又回到人們的視線當中并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話題。
其實，對于任何國家而言，幾十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長并不是一種常態。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我國刺激政策逐步淡出和由此帶來的需求因素變化，經濟增速適度放緩有其內在合理性，而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正步入一個臨界點，并開始步入到一個經濟逐步減速的發展階段。
從外部大環境來看，世界經濟下行風險為貿易復蘇蒙上了陰影，全球貿易流量總體出現下滑態勢。世貿組織也將2011年全球出口增長預期從此前估計的6.5%降至5.8%，現在，外圍的沖擊對中國貿易的影響已經體現在逐級回落的態勢上。
未來幾年內，發達國家債臺高筑仍將是拖累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隱患，中國如何盡快擺脫對外部需求的過度依賴才是更重要的挑戰。
而從內部環境看，“增長下行，成本上行”將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年均計劃目標分別是8%、7%和7.5%，最終實際年均增速分別達8.6%、9.8%和11.2%，均較原先目標有一定超越，而這種高增長也讓中國承受各種高風險的代價。
在這樣的“加快增長”目標框架下，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投資驅動、過度出口依賴、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氣候變化約束。
高增長透支了發展紅利，隨著紅利的衰減，潛在增長率已經開始下行。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率，或者說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供給要素正在發生改變。
要素價格總水平的上漲會深刻改變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和增長速率。事實上，生產要素價格低估是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外失衡和產業結構低級化的癥結所在。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然而，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以及環境、資源等遭遇瓶頸，意味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中國低成本的優勢將逐步消失。如果中國不能真正建立起國家的創新基礎，又無法與低勞動力成本國家競爭，將會導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優勢的雙重流失，這是中國未來十年最大的挑戰。
中國經濟無近慮有遠憂，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效應”正開始逐步凸顯，中國必須有能夠承受增速放緩的心態和適應性，然而，如果中國經濟還在單純為保增長而不計代價，并延誤了經濟轉型的時機，那才是中國最大的風險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