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為減小海外風險可能導致的外生沖擊，人民幣基本盯住美元，直到2010年6月份匯改重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1年8月份，美國預算導致的債務問題爆發，外界紛紛擔心歐美債務風險可能導致全球經濟二次衰退，但人民幣升值速度明顯加快，單月升值達0.90%，折年率高達11.36%。
　　9月份，在歐債危機的帶動下，歐元走低，海外避險情緒推動美元指數強勢反彈。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暫回調后，9月份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繼續走強。截至9月底，單月升值達0.50%，折年率達到6.17%。在美元走強基礎上，人民幣走勢強勁，政府將匯率作為調控工具的政策意圖明顯。
　　人民幣小幅、穩健升值應重點關注升值預期下的資本流入，因此升值節奏與時機的把握將顯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認，升值預期是影響熱錢的最大推動力，而海外金融風險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升值預期下的熱錢流入壓力。數據表明，在金融非穩定時期（尤其是08年金融危機之后），熱錢流入壓力與海外避險情緒存在明顯的負相關。當海外金融風險加大時，避險情緒上升，熱錢流入的壓力顯著變小　。
　　8月份以來，人民幣升值加速與海外金融風險上升，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政府匯率政策審時度勢能力的體現。首先，在海外風險顯著上升的情況下，敢于采取更加激進的匯率政策，體現政府對人民幣升值具有堅定的政策執行意圖；其次，外匯占款粗口徑分項數據顯示，7月份資本凈流出超過300億元人民幣，海外金融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資本流入壓力。政府在此時加快匯率升值的步伐，降低了升值帶來的資本流入壓力，顯示政府對匯率政策實施時點較強的把握能力。
　　目前，調結構與經濟增長轉型已成為宏觀調控的主基調，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速可能回落到8%左右的中樞水平。在過去近10年的時間，利用價格水平與名義匯率升值的雙渠道，化解了部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必須承認，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較高速度增長、勞動力生產率增速高于美國，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就不會改變。在廉價勞動力優勢消失、資源稅費改革等相關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利用適當通貨膨脹化解升值壓力的空間越來越小，較為靈活的匯率調整將成為常態。
　　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也將影響中國貿易部門甚至非貿易部門的就業形勢。對此，筆者建議，在實施積極的匯率政策的同時，可以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抵消匯率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譬如，給予具有技術創新優勢或具備創新性的企業補貼，為其初期的發展提供幫助。這類企業的經濟效率高，產品附加值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潛力大，對中高端技術人員需求大。不但可以從產業以及微觀層面助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也有助于改善我國高學歷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現狀。
　　其次，積極的稅收減免政策也十分必要，甚至包括諸如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等變相減免等相關政策。我國財政收入增速較快，具備較大規模的減稅的財政基礎　。稅收的減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會整體收入水平，從而促進消費，抵消升值對宏觀經濟的短期影響。
　　毋庸置疑，任何經濟改革都存在機會成本，匯率調整亦如此。提高匯率升值空間和勞動生產率增速之間的匹配程度，可以釋放匯率在實體經濟中的優化作用，倒逼產業結構的轉變，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內部失衡，解決目前中國高學歷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在提高匯率波動的同時，輔以積極的稅收政策，平滑升值帶來的短期經濟波動，從而促進內需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