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深上市公司歷來存有重融資、輕回報的問題。這些年來，通過對上市公司的治理，對上市公司分紅重要性的宣傳和分紅政策的完善，特別是把上市公司再融資和分紅掛鉤后，分紅的上市公司占比有了一定提高。2007年到2010年，占比分別為46.93%、53.21%、55.36%、61.78%。但上市公司分紅狀況仍不能令人滿意。重籌資、輕回報的思想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分紅發起人股東回報高，社會公眾股股東回報低，導致發起人股東和公眾股股東持股成本過于懸殊，是兩個較大的問題。
　　2010年，A股市場共融資1.02萬億元，其中IPO融資 4879億元，再融資為5321億元，超過IPO。而在分紅上能少就少，分紅總額趕不上利潤總額的增長。2001年，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潤總額為483.06億元，當年分紅429.74億元，到2010年這兩個數字變成30635.50億元、4994.30億元，未分配利潤增長了62.42倍，而分紅總額只增10.62倍。有一些公司從上市后就沒有分過紅。如果從融資和分紅的角度看，從1990年到今年三季度， A股市場累計融資4.1964萬億元（包括首發、增發、配股），現金分紅為2.1萬億元，大體20年間總分紅額只占總融資額的50.04%；最近十年共融資32986.49億元，分紅為19311億元，占比為58.5%。
　　發起人股東和公眾股股東持股成本過于懸殊，有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某上市公司發起人用約8000萬元資金獲得75% 股份，該公司IPO發行價為36.60元，社會公眾股股東用9.17億元獲得了25%股份。發行當年公司盈利7000萬， 6000萬元用于分紅，發起人股東分得4500萬元，兩年不到就可收回成本，公眾股股東分得1500萬元，照此推算，要61年才能收回成本。
　　可以說，分紅少和分紅不合理，導致社會公眾股股東盈利不指望分紅，也是加劇了市場波動的重要原因。
　　對于前者，筆者以為，要著重從制度和政策的層面治理。每家上市公司從招股第一天起，就要明確分紅政策、分紅比例，最好能預測上市后在多長時間里把從股市融到的資金反哺股東。筆者贊成這樣的觀點，凡沒有明確分紅政策的擬上市公司不予審核，盡力促使我國的新股發行實現從“需要融資的企業上市”轉變到“回報股東的企業上市”。政策還要體現差別化的要求，對不同規模、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分紅有不同的要求。處于成長階段的企業、擁有極好發展前景項目的企業，在成長期間可以少分紅甚至不分紅，成熟企業、藍籌企業則要多分紅，股息率要力求超過同期銀行的存款利率。
　　對于后者，筆者以為，要求發起人股東和公眾股股東持股成本相同是不公平的。因為發起人股東經歷了創業的風險和艱難，一級市場發行價可視作給發起人股東以風險溢價或風險補償。但“三高”的發行現象過大地拉開了發起人股東和公眾股股東持股成本的差距，同樣也不合理。可考慮發起人股東在分紅已收回當初的投入后，再分紅時向公眾股股東傾斜。這最好由發起人股東主動讓渡，從政策上加以提倡。這看似“同股不同權”的分配，卻優于現在貌似公平的“同股同權”的分配。在這一點上發起人股東應該明白，是公眾股股東的高價買入使你們充分享受了上市帶來的利潤，在分紅上向公眾股股東傾斜，也是對公眾股股東的合理回補，有利于促進企業、社會的和諧。這種讓渡直至公眾股東也收回了成本以后再考慮另行別的政策。
　　為了制約有紅不分或長期分紅甚少的公司，可進一步把分紅和退市掛鉤。可以規定凡上市滿20年、在這期間分紅少于從股市融資的公司直接退市。因為上市20年還不能把融資返回股東的公司是沒有投資價值的。這樣的公司退市，對提高公司質量、優化上市公司結構和促進上市公司分紅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