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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下沒什么是新的。”的確，因為一切都透亮。可重復和似曾相識的感覺，是陽光的溫暖。特別是冬天的陽光，使一切都趨于安靜和內省。
伴隨今年秋天的遠去，全球經濟政治的一個真正的冬天開始了。只是，世人還沒望見那內省的陽光。“魔鬼就在‘只是’這個詞中。”這幾乎無一例外。
就在這個冬天來臨的前幾天，在很可能是今后新型全球合作協調主體框架的20國集團的法國戛納峰會上，各國首腦就預感到了今年這個冬天的嚴峻，所以不再像2008年倫敦峰會時那樣談經濟增長“強勁可持續”，而是坦承“減緩走弱”。這既是明智，也是面對事實的無奈。
先是希臘，后是意大利，現任總理辭職，引起了政治震蕩，這并不出乎世人的意料。相比哪個政客上臺下臺，世人更關心意大利走向歷史新高的國債收益率，已使這個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第七大經濟體最終可能屈從于救助的懇求，從而很可能將歐元送入歷史。雖說個別經濟學家（比如MIT的多恩布什）早在歐元面世前，就有過最悲觀的估計，可真要是那樣，可真會把世界拖入自大蕭條以來最寒冷的冬天。
在當今的貨幣金融和經濟亂局之下，還能產生新時代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建立起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以便確保全球經濟進入另一個“黃金增長時期”嗎？至少在當下還不見任何跡象。說起來，無論哪個時代，人類從來就不缺堅定意志、充滿智慧、有強大領導力的精英，但這次全球大規模金融危機已爆發三年多了，然而人們還是沒有看到有這樣的精英露頭。
面對1929年美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崩盤而帶來的大危機，當時絕大多數人起初都相信危機很快會過去。但危機及其導致的“大蕭條”卻持續多年，并引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其永久銘刻在了經濟學教科書和經濟生活中。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者們預見到了“大蕭條”，卻沒有預料到世界大戰。凱恩斯因為參與了一戰結束后的凡爾賽和談，而在他那本《和約的經濟后果》中明確預見到了另一場世界大戰，卻也沒能料到“大蕭條”。盡管如此，凱恩斯在二戰后的國際貨幣和金融經濟秩序重建中，充分展現了他的智慧和力量。自上世紀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的“黃金增長期”，給了世人對凱恩斯保持永久性尊重的充分理由。
另一位值得尊重的經濟學家是熊彼特，盡管他可能既沒有明確預見到“大蕭條”，也沒有預料到世界大戰，但無論這兩重災難的哪一個，以及戰后的高速增長和發展，都是對他在1908年26歲時于《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或毀滅）”的最好驗證。當然，熊彼特的這個概念，對特定一代甚至幾代人而言，并不是愉快的事情，甚至充滿著痛苦。
在熊彼特提出他那個概念100年后，人類是否又走在了類似上個世紀初的軌道上？或者，是否那些情形又要重復？平心而論，沒有誰愿意給出肯定答案，也沒有人不希望這次危機很快會過去。但是，良好意愿和現實往往不是一回事。
看上去，人類相比100年前強大多了。但這種強大的基礎并不牢固，甚至還很脆弱。交通設施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及時管理”和“零庫存”式的全球供應鏈管理，成了物流業和生產經營的核心，這不僅減少了資金占壓，也大大縮小了倉儲建筑設施的規模，在前所未有地使全球生產經營高效緊密簡潔的同時，也極大地降低了成本。然而，也正是這環環緊扣的全球供應鏈，僅僅一次日本大地震和泰國洪水，就突然變得不堪一擊，更不用說，這次大規模金融經濟危機導致需求下降所帶來的沖擊，也比以往更迅速、更廣泛、更徹底地波及全球各個角落和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幾乎不留任何緩沖機會和余地。
同樣，今天的金融交易，也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來得規模龐大和活躍。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已成名副其實的跨國經營實體，觸角伸向了全球的每個角落。股票、債券、貨幣、期貨等各類金融工具的交易額呈指數增長。但是，高達七成以上的金融交易，卻只是屬于金融體系內的投機性自我交易，真正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融資服務已占不足三成。2007年末，僅僅針對賭性的“信用違約掉期（CDS）”面值就達60萬億美元，是美國一年GDP的四倍。有人說，現今的金融資本主義已演變成“賭場資本主義”，似并不為過。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在全球經濟所創造的利潤總額所占份額越來越大，這是否意味著非金融實體享受金融服務的成本也越來越高呢？畢竟，金融業只能獲取其他產業提供的租金。或者，金融市場已成了越來越龐大的財富再分配和轉移渠道。如此看來，強大金融業的基礎有多么虛妄。
如果歐元的分崩離析不可避免，新型可靠的國際貨幣體系遲遲建立不起來，那就很難指望全球經濟混亂甚至衰退的局面在短期內能得到根本改觀，金融市場也就難以避免萎縮。由此看來，適當收縮戰線，擬定長期“過冬”打算并做好相應準備，要比那種并不怎么在意甚至盲目樂觀的想法和做法，要來得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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