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特別是透過已公布的10月份主要宏觀數據，如CPI漲幅明顯回落、銀行新增貸款高于市場預期，實際上已經釋放了貨幣信貸政策逐步微調的市場信號。在筆者看來，央行當前實施貨幣政策微調的空間不小。
　　首先，今年以來央行通過貨幣政策操作，已經為其未來貨幣政策的“微調”預留了較大的操作空間。
　　眾所周知，目前貨幣供應量已替代信貸規模成為貨幣政策的最主要中介目標，央行每年需要制訂與貨幣政策目標相一致的貨幣供應量、銀行信貸等年度增長目標，并根據中介目標及其他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相應調整政策。但由于當前匯率體制下貨幣乘數的不穩定性，導致市場流動性變化的不確定，使得央行為實現貨幣供應、銀行信貸等目標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
　　例如，除了全球金融危機導致2009年貨幣供應量的非正常增長外，對2000年至2010年期間貨幣政策的目標（M2）值與實際結果的比較發現，M2的實際值大于其計劃值的年份超過了8年，足以說明要完成M2的年度計劃值并非易事。但自2011年以來，央行改變了年初大量投放貨幣信貸的傳統做法，并綜合運用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窗口指導等政策工具組合，來保持貨幣信貸供應的合理適度增長。
　　客觀地說，央行的調控還是比較成功的，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目前貨幣信貸增長正向常態水平不斷回歸。截至10月份，M1和M2同比漲幅分別僅為8.4%和12.9%，增速繼續回落并創下今年以來新低。M2增速的平穩回落，使得其16%以下的年度目標有望實現。另外，10月份新增貸款增長看似較“高”，但按今年全年實現信貸投放規模目標7.5萬億元來看，未來貨幣政策“微調”的總量空間仍然很大。
　　其次，央行通過對銀行體系的流動性管理，擴大了貨幣政策對社會融資總規模的影響力，也為政策“微調”創造了一定的市場空間。
　　事實上，透過銀行體系在社會融資規模中地位的回升，也間接反映了央行已經擴大和提高了其對整個社會資金的影響范圍，從今年前三季度銀行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為58%中可見一斑。另外，通過擴大存款準備金征收范圍，央行也加強了與銀行體系有關的信托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等方面管理。這不僅降低了銀行系統風險，也為提高銀行體系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作用及為控制社會資金留有了很大的余地，這些準備都有利于未來貨幣政策的“微調”。
　　當然，今年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僅為10萬億，為貨幣政策的微調也預留了很大的操作空間。根據今年年初預計，全年社會融資規模總量至少需要14萬億，才能與維持GDP增長速度的基本需求相適應。但今年以來實際社會融資規模總量卻呈逐季下降態勢，如前三季度分別為4.19萬億、3.5萬億和2.1萬億元。究其原因盡管較為復雜，但其影響卻較為顯著。例如，造成了當前社會資金的緊張局面，特別是社會融資規模中股票和債券融資在短期內難以大幅度增長，這意味著未來社會融資規模擴張的“重任”將落在銀行信貸肩上。實際上，這也增加了未來央行實施政策微調的市場空間。
　　再次，在預期央行實施政策“微調”空間不小的情況下，如何準確地實施政策的“微調”也至關重要。
　　這是因為，政策微調必須準確傳遞政策信息，避免給市場造成誤導。客觀地看，現在已經沒有必要繼續緊縮了，但考慮到當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大幅放松貨幣信貸的條件同樣也不具備。這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信息。
　　另外，政策微調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當前市場面臨的實際問題，這樣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政策效應。具體來看，今年前10個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僅為6.28萬億元，與全年增長目標相比，未來兩個月信貸增長仍有較大余地；通過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可以適當緩解當前銀行體系中存在人民幣存款增速不斷下降和銀行存貸比緊張等問題。與此同時，也可以向社會釋放貨幣政策已轉向適度松動的政策信號。
　　因此，在筆者看來，適度增加信貸增速和逐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可能是當前實施貨幣政策 “微調”中比較務實的優先政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