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條“香港單身青年年收入17.8萬元只需繳納729港元”稅的微博，引起了社會輿論的熱議。
《人民日報》作了調查采訪后，得出了“微博流傳數據基本屬實”的調查結論，并就此寫成《算算香港居民的“個稅”賬》一文，登上了昨日《人民日報》的要聞版，該文不僅查證了微博的可信度，還對香港“個稅”為什么低，有什么經驗值得借取進行了探討。
還是昨日，財政部向全社會“公布數據，稱今年前10個月財政收入已超去年總和。去年全年財政收入是8.3萬億元,對照往年最后兩月通常是稅收集中征繳的高峰月之慣例，初算一下，全年財政收入破11萬億元當不存懸念”。
此時此刻，歐債危機正裹挾整個“歐元區”，美國高失業率帶來的社會問題令奧巴馬政府焦頭爛額，新興國家則因通脹率普遍高于中國而備受折磨，聞中國獲如此財政業績，世界各國政府恐怕很少有不羨慕、不嫉妒的。
對這些現象，該做如何理解？中國下一步的稅收結構調整，我們又該做何期待呢？
因為涉及不同稅制和不同評價參數的差異，輕率得出誰高誰低難免偏頗。概而言之，近些年來，中國稅收增長幅度較快，基于兩個原因：
其一，稅收增幅直接反映經濟運行與發展質量。連續多年，確切講從1994年分稅制至今，稅收連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多數年份實際增幅均超同期GDP增幅1倍以上，它的背后，是宏觀經濟運行基本面仍保持著較充沛的發展后勁。
其二，現有稅制必須實施改革和調整，早已形成“官民共識”，而“有增有減”的稅制改革大方向中，以“減”為主的結構性稅改，計議數年，近期已在啟動�？陀^論之，這也是稅收增長的另一個顯性因素。
稅制改革“有增有減”中的“減”稅也著重于兩條：
一方面，經濟總量坐擁全球第二，且稅收增幅不小，但若用13億人的龐大基數做分母一除，二者的全球排名仍雙雙在百位之后。這是事實，也是國情——家大、業大、攤子大、開銷大，有待彌補的新舊民生欠賬總盤子更大——到處需花錢……各種糾結重疊，減稅的操作空間其實并不大。
另一方面，“減”還有直接與間接之分。所謂間接減稅，就是把收上來的稅收用好，借助真正的外部監督，最大限度減少“跑、冒、滴、漏、奢、挪、貪、腐”，并將使用賬本和監督結果如實公開，這一方面，國務院各部委在今年上半年率先公布了財政預算，有些地方也已經積極跟進，這開了一個好頭，今后需進一步明細。
另外，《人民日報》上述文章還提到了香港的經驗：“摳門”。就我們而言，若直接減稅有難度，則政府在使用稅收時應該也應更為“摳門”，以收獲間接減稅之功效。
國家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為進一步的稅制改革贏得了良機，但若權衡各種增減因素，則這一改革顯然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