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一開始就是商品，古老的供求均衡理論揭示了商品市場價格的形成與變化；而金融學的研究對象——雖幾經周折——最終明確為資產，而資產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依賴于市場對該資產的收益與風險的預期。因此，我們既不能用研究商品定價的方法研究資產定價，也不能用研究資產定價的方法研究商品。
　　然而，變化多端的世界并沒有給這種涇渭分明留有太多時間，就在學界剛剛接受這種界限后不久，新的問題出現了：很多傳統意義上的商品，價格似乎并不按照商品價格規律變化，而資產的定價有時也有例外。商品價格的這種“非供求均衡態”，不僅對資產定價的“修正”有學術影響，更與多數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商品價格“非供求均衡態”的最近例子，可以追溯到去年的農產品價格暴漲，什么“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之類，無論用什么樣的供求模型都不能說明其中的緣由。不僅這幾種特殊的農產品，放眼更廣泛的農產品體系（譬如糧食），這些年的價格都不滿足供求均衡。何以見得？近十年來中國對糧食的有效需求幾近飽和，而糧食產量連年升高。雖不能說供大于求，但在有效需求幾乎不變，而糧食供給不斷增加的均衡體系下，斷然沒有價格上漲的道理，至少不具備持續上漲的基礎。
　　經典經濟學教科書中有個傳統命題，叫“豐谷傷農”，說的是糧食產量的增加在需求缺乏彈性的條件下打壓了糧價，但這一命題并不適用于眼下的中國（其實何止于中國）。因為當下糧價變化與供給的關系已越來越淡化。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上述農產品價格變化的推手呢？
　　一件簡單的事可以幫助我們理清思路。去年部分農產品價格暴漲時，很多原本從不涉及農產品經營的機構及資金紛紛進入這個領域，其目的并非持有或使用這些農產品，而是單純做多價格，高位拋出。在這些人的行為中，農產品已不再是提供具體效用的商品，而是徹頭徹尾的資產，他們所要做的就是根據各種信息判斷農產品預期收益及相應的風險來判斷買入價是否合理，再根據各種新信息的變化來判斷在什么價位賣出即可。在這個過程中，影響資產價格的預期始終影響著商品的價格。這是典型的資產投資，于是我們不禁要發出這樣的疑問：好端端的商品怎么就變成資產了呢？
　　說商品變成資產也許并不確切，因為這些變異了的商品的最終價值（指使用價值）還是要通過其效用體現出來的。但新的問題來了：對于最終消費者來說商品就是商品，而對于炒作者來說，商品卻成了資產。更糟的是，作為商品的消費者卻要為資產投資行為買單，就像我過去說的那樣，當我們消費一升汽油的時候，決定我們為此付出多少代價的，不是加油站的供應能力和你身邊有多少人等著加油，而是華爾街投行們對國際原油價格是如何投機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商品屬性被人為轉換的現象，不僅在農產品上面有，在其他商品上也有，有的甚至比農產品還要嚴重，比如房地產、石油、礦石及稀有金屬等；這種情形，發達國家比我們出現得要早。嚴格地說，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時期就有過。記得上中學時政治老師經常講起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時期資本家往海里倒牛奶的事，當初怎么也不理解，后來學了一些經濟學原理還是不能理解，既然要減少供給，為什么不將牛奶轉化成其他商品（比如奶粉）暫時退出供給渠道呢？直到了解了金融學之后我才明白，只有倒掉牛奶才能消除市場與牛奶供給的預期，進而更有效地控制牛奶價格。這么看來，當年倒牛奶的做法，已經動搖了商品供求均衡價格的理論基礎，只是很少有人關注而已。
　　既然商品價格已不再是供求均衡的一元函數，那么商品價格到底由什么決定呢？是不是要把資本定價的因素引入？如果引入，其影響因子及其權重又該如何確定呢？這些都是擺在學界面前的現實問題。遺憾的是，受能力所限，我只能給這個故事開個頭，卻不能給出一個可信的結尾。不過，值得所有學者關注的是，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不但無法解釋新形勢下的商品價格變化，以及以商品價格為主要標志的通脹的機理，也無法回答由此所引發的代理成本、市場激勵、制度建設以及宏觀經濟結構轉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盡管這方面的結論有待時日，但其中一些要點現在就可以明確。首先，商品價格的資產化是一個非正�，F象，有害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可聽之任之；其次，解決上述問題必須考慮市場制度建設，使市場機制在制度的約束下合理運行。譬如去年以來國內農產品價格的炒作，作為市場管理者是有義務通過制度建設予以制止的，而不是袖手旁觀、任其發展；最后，新的商品價格機制需要新的理論加以解釋和指導，這個新理論不可以是因子的羅列，而必須是一系列邏輯的演繹，這個邏輯過程可能再也不是簡單的多元函數或單一隨機過程，而必須兼顧宏觀條件下的個體約束。盡管這個過程將會非常艱苦，但作為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非解決不可的學術問題，未來的結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