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9-30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在海口聯合召開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來10年的中國”為主題的第72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來自中央有關部委、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24個省市自治區的官員學者，以及德國、印度、俄羅斯、挪威、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聯合國、OECD等國際機構的專家，共400多人參加了本次論壇。在本次論壇上，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教訓成為熱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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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內在風險 |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
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模式轉變滯后導致發展持續動力不足的結果。對正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無疑是“達摩克利斯之劍”。其風險有多種表現。
其一，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滯后導致創新乏力、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聯合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發展研究部部長迪特爾曼指出，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后，錯失轉換發展模式的時機；繼續過度依賴國際市場需求，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是其遲遲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根源。2002～2004年間阿根廷的外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曾超過100%，經濟很容易就受到外部沖擊。
南非貿易與產業政策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普洛伊認為，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看居民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從南非的發展看，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們的收入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增長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弗敖茲認為，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無法恢復高增長，與經濟增長缺乏技術創新動力有直接關系。人力資本投入和研發投入低是馬來西亞技術創新緩慢、產業結構調整受阻、經濟長期低水平增長的重要原因。目前馬來西亞研發投入占GDP的0.6%，僅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的1/5、新加坡的1/6。馬來西亞和阿根廷每千人中的研發人員分別只有0.42人和1.1人，而韓國則高達4.8人。2010年阿根廷和馬來西亞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只有8.9年和9.7年，而韓國則達到11.3年。可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不及時，導致創新乏力、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是部分中等收入國家長期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其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導致貧富分化。德國基爾世界研究所副所長朗哈默爾認為，收入分配不公平是中等收入國家普遍面臨的重大挑戰。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經濟研究所應用經濟學中心經濟學家佩瑞拉指出，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寄希望于把蛋糕做大后再進行分配的結果是財政赤字累積、政府過度干預，最終導致經濟走向封閉。在封閉狀態下，失業大量存在，收入增長無法保障，進而使人力資源投入嚴重不足，陷入發展的惡性循環。
上個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基尼系數居高不下（介于0.44-0.66），到了90年代末期，巴西的基尼系數仍然高達0.64。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居民消費能力嚴重不足、難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直到2007年，長期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基尼系數仍然分別高達0.51和0.5，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韓國，基尼系數只有0.31。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提出，如果不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中國也有“中等收入陷阱”之憂。
其三，官僚經濟侵蝕市場活力、破壞經濟持續增長內生動力。弗敖茲教授指出，馬來西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官僚體制下私人投資受到歧視，導致經濟運行的成本上升。很多產業被國有企業或有官僚背景的企業壟斷，私人資本很難進入。國有壟斷加上價格管制，抑制了本可創造大量就業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
俄羅斯財經雜志與電視臺中國問題專家扎瓦茨基指出，腐敗和官僚體制是俄羅斯的“硬傷”，對俄羅斯穩定進入高收入國家造成嚴重阻礙。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基礎及有效制度框架的缺失，致使政策穩定性不足，通貨膨脹、國際收支不平衡，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
其四，發展失衡帶來環境災難和社會崩潰的風險。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認為，社會流動停滯是一個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聯合國系統駐華協調代表兼UNDP常駐代表羅黛琳認為，一些國家只強調經濟增長，忽視了環境災難和社會崩潰的“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即經濟、社會和環境。如果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不能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方面取得突破，就不可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專家認為，歐美債務危機的不斷深化與世界經濟復蘇之路崎嶇顛簸，加大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落入“陷阱”的外部風險。
“二次衰退”風險很可能導致外需進一步萎縮。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目前世界正面臨二次衰退的風險。歐洲無疑已經進入“二次衰退”，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掉頭向下。舊的世界經濟秩序難以維持，新的秩序尚未創建，積累的風險在明顯加大，不確定性明顯增多。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將變得日趨困難。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魏建國認為，歐美經濟全面恢復需要很長的時間，貿易保護主義將成為更多國家的選擇，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高度依賴的外需將呈現長期萎縮的趨勢。
歐美債務危機伴生的全球金融震蕩。曹遠征認為，歐美債務危機的化解可能需要更長的時期，全球匯率波動對貿易投資自由化的不利影響將更為明顯。全球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增強，國際資本亂流涌動，擾亂新興資本市場。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喬依德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對新興經濟體的持續增長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需要加快改革。印度計劃委員會遠景規劃司司長斯溫提出，歐美債務危機的惡化對印度貨幣的匯率穩定和吸引外國投資產生不利影響。
全球性通脹風險仍在上升。曹遠征指出，歐美寬松的貨幣政策已成必然，以美元標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將進一步上揚，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世界經濟很可能陷入“經濟增長低迷，通貨膨脹高企”。雙赤字國家很可能出現國際收支困難，甚至引發貨幣危機。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認為，新興經濟體包括原材料消費國和原材料生產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很不穩定，對兩類國家都形成沖擊。斯溫指出，印度目前的通貨膨脹高達8.5%。通脹背景下收入減少和收入不平等問題更加突出，窮人的消費不足不利于人力資本的培育和積累。
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的這些復雜而深刻的變化，都將成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
專家們認為，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轉型與改革是基本路徑。
深化結構性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與會專家認為，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需要探索和培育新的增長動力，積極應對增長動力不足的挑戰。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提出，持續的結構性改革是釋放增長潛力的關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興經濟體需要改變三大結構，一是調整需求結構，二是調整供給結構，三是調整要素投入結構。韓國開發研究院院長玄旿錫認為，發展模式的轉換，一個基本要求是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開發上加大投入，培育新的競爭優勢。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經驗是加大教育投入，促進研發，促進創新。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德國國際合作機構駐華首席代表司嘉麗認為，民生難以隨經濟發展而不斷改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現，德國的社會生態經濟模式有助于有效保障和持續改善民生。她指出，社會生態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社會團結互助原則。
首先，政府應保障可行能力相對較弱的社會群體的生活水平，而可行能力相對較強且相對富裕的社會成員應該做出更大的貢獻。其次，政府應該保證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公平分享發展機會，尤其要保障低收入群體平等獲得人的自身發展需要的教育等重要資源，使最廣大的社會群體分享社會財富。第三，企業、勞動者和社會組織需要平等參與經濟政策對話。
朗哈默爾教授對收入分配制度的設計提出了三個原則，一是分配覆蓋的范圍要廣，要盡可能地減少歧視；二是建立有效的識別機制，識別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群體；三是避免尋租，加強社會保障的透明化。孫立平教授提出，防止社會流動出現停滯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應盡快創新促進社會流動的體制制度。
改變“GDP增長主義”理念、追求可持續發展。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提出，增長不等于發展，我們需要增長，但不要“增長主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長主義導致“成長陷阱”。常修澤教授認為，金磚五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要強調把人的發展放在突出位置；二是走出忽視資源環境的非綠色發展陷阱；三是走經濟創新的路子；四是克服腐敗陷阱。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弗敖茲認為，新興經濟體跨越“陷阱”要有三個條件，一是收入增長的可持續，二是社會發展的可持續，三是資源環境的可持續。
迪特爾曼認為，各個國家情況復雜和多樣，不存在解決問題的單一方法，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促進公平分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
加強合作、共同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智利代表處主任羅莎樂斯認為，新興經濟體發展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進程超出預期，目前有65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甚至超過OECD平均增長速度，新興經濟體整體發展對世界經濟能否回到健康增長軌道意義重大。
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龐中英認為，新興經濟體之間加強合作、共同應對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加劇帶來的挑戰，應該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戰略。張燕生提出，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穩定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應加強相互合作，共同開發新能源、新技術、新產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減少對能源資源的過度依賴，促進綠色轉型與綠色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