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11月8日發行的100億元一年期央票利率較前一期下行1.07基點至3.5733%。此前，最近一期3年期央票發行利率也下調了1個基點。很多學者據此判斷，中國經濟可能進入降息周期，因為一年期央票是貨幣政策由松及緊的見證者和記錄者。其發行利率的轉向，往往成為政策趨勢性變化的標志。這在歷史上已得到了驗證。例如，2008年9月，一年期央票發行利率下行，當年10月央行即下調了存貸款基準利率。不過，筆者卻認為，這次央行在短期內不會降息，而且筆者也不贊同將利率作為經濟的主要調控手段。
　　降息，是經濟面臨衰退時才采取的調控措施，顯然當前我國并未面臨這種狀況。而頻繁利用利率來調控經濟也并非好事。對此，世界經濟史上有過經典案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廣場協議規定：日元與馬克大幅對美元升值。事實上，從1985 年9 月至1989 年12 月，兩者分別對美元升值了46%和42%。同樣經歷了大幅升值，日本和當時聯邦德國的經濟表現卻截然不同。在20 世紀80 年代后期，日本經濟熱度一直高于聯邦德國；而到了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滑入了“失去的十年”；與此同時，如果不考慮兩德統一的沖擊，則德國經濟始終保持了2%左右的溫和增長。兩國經濟的巨大差異告訴世人：匯率升值并不是泡沫經濟的充分條件。過低的銀行貸款利率，才是當時產生資產價格泡沫的真正原因。
　　同樣面對匯率大幅升值挑戰的德國，一直奉行獨立、穩健的貨幣政策。1987 年的羅浮宮協議之后，日、德兩國的貨幣政策寬松程度出現顯著的分化趨勢。在日本，1989年的存款利率僅不到2%，而德國這一數據高達5.5%。1987 年自此也成了兩國央行對寬松貨幣政策不同取向的分水嶺，兩國的資產價格隨之開始顯著分化。在日本，廉價的資金成本、過度充裕的貨幣數量，形成了對資產價格的第二波推動力量。而在德國，在相對較為緊縮的貨幣政策下，資產價格則逐漸走向了平穩。從1987年到1990 年，東京日經股票平均價格指數上漲幅度接近100%，而德國的股指漲幅僅為30%左右。因此，考慮到資產價格的膨脹速度，日本銀行的利率是非常廉價和不合時宜的。
　　另外，套利交易也是導致低利率政策失敗的重要因素。通常的貨幣套利交易，是指投資者借低利率的貨幣投資于高收益率的貨幣，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美元和日元成為最常用的套利交易貨幣，但日元的套利交易規模要遠大于其他貨幣。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央行紛紛將基準利率降至1%以下，有的甚至為零利率，并采取了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理論上，這些貨幣都成為套利交易貨幣。不過，美元因為有全球基準貨幣的地位，套利交易的規模自然超越了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套利交易貨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從主要低息貨幣的匯率變動看出套利交易資金的波動。我國央行副行長蘇寧說過，大量的美元套利交易帶來的資金流動，有可能成為全球將面臨的新風險，他估計目前因美元零息而產生的套利交易資金可能高達1.5萬億美元，遠高于10年前日元套息交易時的水平。另據相關數據，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以來的日元套利交易，規模估計在1萬億美元左右。無疑，套利交易規模越大，產生的影響和風險也越大。但是，參與套利交易的資金量在不斷變動中，其規模其實非常難估計。如果考慮到美元套利交易資產的種類之多、時間之長，參與面之廣，這個數目無疑非常之大，甚至超過了1.5萬億美元規模。由于市場對于風險認知的不同，全球市場在今年以來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整。
　　套利交易存在的最大危害，就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沒能為本國經濟服務，而都流向了海外，使經濟呈現出了表面寬松，實際緊縮的格局，這又要求貨幣當局進一步實行寬松政策，最后形成惡性循環。過去20年的日本，如今的美國都是這樣的情況，而這種情況都是一個人造成的，他就是本·伯南克。當年日本實行量化寬松，也因為聽取了他的建議。
　　經濟學中，也有中性貨幣政策的主張，指的是使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完全相等的貨幣政策。這樣可以避免貨幣對經濟活動的干擾。筆者比較贊同這樣的主張，但同時也認為既然經濟不可避免會出現周期性的增長與衰退，那貨幣政策就不可能袖手旁觀，而應有所作為，這種作為方式就是控制貨幣數量。影響經濟活動的，是實際利率而非名義利率，如果經濟處于通縮狀態，那么即使名義利率為零，實際利率也會保持正值。2000年日本面臨的情況就是如此－－名義利率已降至零點，但在實際利率為正值的情況下，低迷的貨幣需求仍不足以令貨幣政策發揮效力。這就是過去所說的“流動性陷阱”。而對貨幣數量的控制，首先可以達到間接控制價格的目的，另一方面，這也可以避免過度干預價格導致市場體系的紊亂，甚至出現套利交易這種畸形格局。
　　據此，筆者的主張是徹底凍結利率調控措施，或是為其設定一個非常小的變動范圍，而央行僅調控貨幣數量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