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報道，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呈快速增長態勢。與此同時，房產稅試點、資源稅改革相繼啟動，稅制改革穩步推進。每一項稅收新政的出臺都會引起社會熱議，甚至引發“稅感焦慮”。
　　人們的“稅感焦慮”究竟從何而來？這是一個值得探究和解決的現實問題。
　　盡管有關部門分析認為，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在合理區間內，近期減稅政策頻出，企業和居民稅負有望繼續減輕，但不能否認宏觀稅負呈上升趨勢。此前知名財貿專家高培勇撰文指出，我國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易于轉嫁的間接稅收入在稅收中所占比重高達七成以上，而所得稅等不易轉嫁的直接稅占比尚不足三成，具有直接稅性質的房產稅目前還只在上海、重慶試點征收，遺產稅等稅種尚處于研究階段而缺位。
　　因此，筆者認為人們的“稅感焦慮”主要來自稅收收入比重的失衡。當前公眾之所以覺得稅負過重，是由于間接稅負擔比重過高，層層轉嫁給處于中低收入階層、承受能力較弱的普通消費者。因而，稅制改革應重點解決間接稅與直接稅比重失衡的問題，使稅收征管重點盡快向高收入階層轉移。
　　雖然有關部門一再表示，財政收入2/3用于民生，但民眾的感受似乎并不明晰，實際上這只是個“理想數據”。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曾指出：“北歐的稅負比我們重，但公眾抱怨卻少，主要是因為財政收入多用于民生。”可謂一語指出了我國財政支出比例失衡這一關鍵問題。由此可見，人們的“稅感焦慮”也在一定程度上緣于財政支出比例的失衡。
　　我們應該看到，雖然隨著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近些年公共財政在教育、醫療、社保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投入上有所增加，但離人民群眾的期望值還有距離，還不足以使普通百姓承受的稅負“痛感”得到撫慰。雖然隨著財政預算制度改革的推進，90多家中央部門已公布三公經費，但其細化的程度還不夠，而地方政府三公經費公開也未見實質性進展。
　　只有各級政府在財政公開上能與社會公眾坦誠相見，提供能讓人看得懂的數據和情況，才能使行政運行成本和三公支出壓縮到更合理范圍，用于民生的財政支出也才能實現最大化，從而有效解決財政支出比例失衡的問題，產生以民生“幸福感”抵消稅負“疼痛感”、消除“稅感焦慮”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