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ＰＭＩ數據傳遞出一個不樂觀信號——企業不得不面對被動去庫存的局面，這一局面得以改善至少需要一個季度。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對資金需求將減弱。但希望政府再釋放更多資金，顯然不太現實。因為中國的貨幣深化已經基本結束，M2/GDP最高只有1.94%，再放太多的錢也不會明顯推動實業。三季度部分企業現金流存在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過多的貨幣發放相當于再次給經濟吃興奮劑，結果必然是過剩的資金再一次跑到虛擬經濟中去。顯然，這樣做是不理性的。
　　在這種背景下，再寄希望貨幣大躍進顯然是一廂情愿。近期政府謹慎而理性地進行定向調整。本次政府的決策顯得相對從容。這種定向解決問題的做法，體現為服務業由營業稅轉向增值稅，體現為對小微企業減稅，體現為財政補貼增加。從現在政府救助的力度來看，只能認為是在春節前的一種應急措施，市場并未給予特別高的期待，也幾乎沒有人將此看成是資本市場牛市的基礎　。
　　但如果將視野放寬一些，再拉長一些，我們可能會發現，政府讓利已經開始。哪怕政府只是讓了點點小利，一種趨勢性的制度變革已經開始。這是在世界經濟進入康德拉季耶夫衰退期，中國經濟重新獲取競爭力的唯一理性做法。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不是技術而是制度，是政府在窮則思變的邏輯下進行放權讓利的直接結果，中國目前正在重復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
　　歷史的經驗表明，制度讓利往往是從財政的變革開始的。為什么財政變革是個重要的信號？這是由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制度經濟學認為，政府是一個將外部性內部化的組織，財政狀況決定了政府的運行軌跡。當政府財政壓力大的時候，政府往往調整財政的常規收入，比如稅收與規費。當這種內部調整還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政府就要從非常規的收入方面進行調整。其中將政府掌握的公共資產進行變現，就是最好的方法。這樣做的直接好處，一是將找不到出路的社會資金吸引過去，從而不必進入風險很大的虛擬領域，虛實分離將會減弱，公共風險減弱；二是政府可以將變現的資金投入必須要進行的富民與強國建設上來，保障性住房、文化產業、國防等欠賬太多的領域就可以得到加強。這樣一減一加，社會將更加和諧，增長將更加平穩。
　　上面描述的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但毋庸置疑，政府已經開始釋放制度紅利。未來的市場期待非公三十六條細則加快實施，期待更多的制度紅利。
　　政府減稅是制度紅利，政府允許上海、深圳、廣東、浙江四省市自行發債也是制度紅利。中國前三十年的經驗表明，放松讓利不僅僅是政府與市場之間讓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讓度也會激發無窮的生產力。不僅僅是非公三十六條，提高農產品價格城市讓利給農村，不對稱加息銀行讓利給實業，這些都是制度紅利。在從增長到分配的大背景下，任何的分配都會使得資源重新配置，社會將會更加具有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