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天津濱海新區調研，并主持召開天津、內蒙古、江蘇、山東四省（區、市）經濟形勢座談會。溫家寶強調，要正確認識當前經濟形勢，準確判斷經濟走勢，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以適應形勢的變化，要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
　　實際上，早在2004年就開始在全國實施結構性減稅，從全面取消農業稅，再到增值稅從東北試點擴大到全國；從出口退稅適時調整，再到內外資所得稅的統一；從降低消費稅，再到多次提高個稅起征點，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政策接連出臺，似乎正成為我國稅制變革的主旋律。
　　然而，7年多過去了，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大都沒有感覺到結構性減稅所帶來的稅負減輕。相反，我國的稅收痛苦指數排名一直位于世界前列，稅收增長速度猶如火箭一般，直線上升。
　　在當前語境下，要實現結構性減稅性價比最高，有效杜絕稅務機關明喊減稅暗地里實施增稅政策，筆者覺得，至少有以下三個問題需要解決。首先，結構性減稅，需嚴格執行稅收法定化和民主化。我們在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同時，要防止隨意增稅。無論是前些年的印花稅“半夜雞叫”，還是今年重慶與上海兩直轄市房產稅的開啟，稅收征收的隨意性展現得淋漓盡致。無論征收一個新稅種，還是變更一下稅負，都應征得民眾的同意，不能隨便征稅。
　　其次，結構性減稅，需提升稅負轉換國民福利功效。俗話講，“羊毛出在羊身上”，盡管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順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取之于民”部分民眾感受頗深，“用之于民”部分卻十分模糊。各類財政預算、支出語焉不詳。在沒有從稅收體制中獲益的背景下，納稅人哪會有主動繳稅的動力呢？
　　最后，結構性減稅，要規定政府收入上限以及稅收增長比例。目前我國稅負過重，稅收增長速度過快，已成為國家亟需解決的問題。為此，我國要控制總體稅負規模，參考同類國家的稅負，通過立法的方式，硬性規定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個比例；實現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實現稅收負擔的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