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達國家中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勞動人群對人口撫養的負擔已開始接近于極限。
　　近幾年，日本人口結構出現較為顯著的轉變，從“第一次人口轉換”（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轉換）進入了“第二次人口轉換”（由于過低的生育率和較低的死亡率進入人口減少時代），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相關核算數據，去年，日本老年撫養比已超過40%，超過美國一倍，比英、德、法和瑞典等發達國家也高了近30%；估計到2030年，日本老年撫養比將達到60%，2050年將達到80%，都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與此同時，日本老年和少年總體撫養比也已達到了60％左右，綜合相關預測結果，2050年前該比值將升至90%以上，相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要高出一倍多。這種人口態勢，當然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使日本社會保障壓力大增，經濟社會發展幾有難以持續之虞。
　　從1990年到2007年，日本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從31.5%增長至35.9%，其中社會保障支出從11.3%增長至18.7%，但宏觀稅收負擔率卻從29%下降至28.3%，社會保障支出增長的部分基本上由政府發行中長期債券來彌補，社會保障的負擔通過政府發行彌補赤字的債券轉嫁給了未來一代。
　　與此同時，今年初統計資料顯示，日本勞動力人口的減少正在加速。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相關核算數據，日本15歲到64歲的勞動力人口早在1995年就從8717萬的高峰期開始下降。而從2035年起日本人口每年將減少100萬人。照此趨勢，到2050年日本勞動力人口預計將減至4471萬人，僅為2005年的三分之二。由于社會保障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互支撐關系，因此人口轉變使社保可持續和經濟增長可持續之間出現了惡性循環的趨勢。
　　日本人口的結構變動直接引致勞動力市場需大于供，難以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充裕勞動力，而經濟增長乏力又將減少政府收入，從而導致社會保障資金補充不足，在撫養比上升的條件下，社會保障體系難以為繼。與此同時，日本社會保障能力的下降，使勞動人群增強了對失去勞動能力后個人經濟狀況的擔憂，從而增加了預防性的儲蓄，減少現時的投資和消費，從而壓縮了國內需求，在當下外需不振的情況下，不利于未來日本經濟的持續穩步增長。
　　在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之下，日本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都出現了缺乏可持續性的問題，而且兩者之間還存在著相互產生負面效應的趨勢。因此，要保持未來日本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尋求人口轉變條件下經濟增長可持續和社會保障可持續之間的良性循環。為確保社會保障可持續發展和實施“長壽社會”經濟增長策略，日本產業結構委員會基本政策部的2011年度《中期報告》設計了實現日本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良性循環的發展戰略。
　　在確保社會保障可持續發展層面，《中期報告》明確提出要從正確使用社會保障資金和合理分擔社保負擔來源兩個方面來操作。社會保障支出應首先考慮為那些確實陷入財務危機的個人提供公共服務，在這個過程中，要加強社保互助和公共資助，并加快私人部門進入社會保障事業領域，同時加快健康、退休和兒童等多個層面社保體系的改革與調整。此外，在社保負擔方面，所有社會公眾原則上都應向社會保障基金繳納社保資金，但政府須根據個人財務狀況合理確定繳納比例，同時可適時增加消費稅作為社會保障基金新的來源，但是要注意個稅開征時間以及稅制設計等問題，以免造成經濟增長波動和社會分配不公等負面影響。
　　在確保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層面，《中期報告》設定了兩個主要目標：一是，刺激國內老齡人口的消費需求，到2020年，日本老齡人口消費總額要達到17萬億日元；二是，增加國內勞動力供給，到2020年，要創造出230萬新增勞動人口。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中期報告》提出實施三個“全民就業”、“生命科學創新”、“銀色產業創新”三個戰略措施。通過延長工作年限、提高中小企業老齡員工數量、立法改善老年人工作環境以及促使老年人在教育和社保領域就業等措施促進老齡人口重新成為新生勞動力，通過完善幼兒社會看護體系和鼓勵采取　“彈性就業”等措施增加婦女就業，通過建立產學聯合教育體系和吸納全球優秀人才等措施增加青年勞動力數量。為生命科學創新的研發和臨床試驗提供有力的支撐，提升醫療器械的科學技術水平，同時積極建立國際醫療健康合作網絡。通過設計新的老齡產品和服務增加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同時創建適宜老年人居住的現代老齡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