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聚氰胺事件后，奶產品安全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熱點。近日，外資品牌再爆丑聞，此次丑聞主角為雀巢集團旗下的黑龍江雙城雀巢公司，位于黑龍江省下屬縣級市雙城市。據新華社報道，該公司涉及克扣奶農、壓價、不符合奶業質量規范的收購流程等問題，并牽連出當地政府強行要求奶農必須將生奶上交雀巢，以及政府和前官員有利益牽連等一系列問題。
　　雙城市以農業為主，雀巢公司的進入，的確提高了當地農民的收入，也成為當地主要稅源。當地政府為了保護重要稅源，在處理雀巢公司相關問題上，就未能起到市場公正的裁決者和安全的監管者職責，反而違法動用政府強力機關，阻止奶農把奶賣給其他企業。非但如此，當地政府還入股雀巢公司，前政府官員也做起奶場生意，雙城市前任市領導還是雙城雀巢公司的董事長，直接通過雀巢變現權力。
　　于是，在這個自然壟斷和權力庇護之下，雀巢公司發生中國式異化也就順理成章了。在收購價格方面，根據當地奶農的說法，70公斤的鮮奶，雀巢公司平均會克扣掉1公斤。除此之外，雀巢公司建立了一套不透明的質量規范，并以此壓價。據業內人士推算，按雀巢一公斤奶的收購價格低于市價0.2元計算，那么，其每年給政府的稅收，幾乎全部來自克扣奶農。在質量方面，雀巢公司為了節約成本，并未按國家規定建立起機械化擠奶，在收購鮮奶的過程中也未做到封閉的流程。通過以上不規范，甚至違法的操作，雀巢公司每年能節約大量成本，得到額外的利潤。
　　事實上，按中國法律和相關規定，并不允許地方政府入股公司；政府壟斷市場雖然時有發生，但動用公安等直接介入卻非常罕見。這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但它就這么發生了。
　　在這些奇跡的背后，反映的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奶農在整個乳業產業鏈中是最底層、最弱勢的群體，也不能抱成團，沒有定價權和發言權。另一方面，則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地方基層政府的失控。我們的社會治理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系統，在改革開放前，依靠“突出政治”的強力性和掌握所有經濟資源，基層政府必須、必然“聽招呼”。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一方面不再“突出政治”，另一方面，經濟的開放也為地方官員提供了新的尋求利益的渠道——雙城市前政府官員當起奶場老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于是，隨著對基層政府的控制變弱，特別是在一些偏遠地區——類似入股企業、動用公安強令奶農賣奶這類事情不太可能在相對發達地區發生。
　　雖然相對發達地區有著較好的法治環境，但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相對發達地區地價、人工成本的升高，一些外資企業也逐漸往欠發達地區轉移，這樣，他們將面臨著一個更為現實的挑戰。中國地域龐大，地區之間的風土人情各不相同，經濟發展程度也有很大差別，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法治程度差別也很大。而且，和較發達地區長期受到更為開放的理念熏陶不同，欠發達的地區，是一個更為傳統化的區域。
　　一開始，當企業選擇駐地時，企業會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爭相邀請，優惠的政策、低廉的地價、各種方便的承諾；企業進入生產后，低廉的工資、服從的工人，甚至更為寬松的法律或法律之外的空間，如一些地方政府給當地納稅大戶發放“保護牌”命令警察不可隨便進入一樣的待遇。
　　外資企業即使有著良好的制度，但其必須依賴于人和更大的外部監管制度，而如果地方政府非但不能起到監督作用，反而為了諸如政績、GDP、私人利益等原因為企業營造法律之外的低人權優勢、低監管環境，再加上本地化員工帶來的本地化理念，那么很難制約資本逐利的沖動，被完善市場和法律封印的資本丑惡的一面，就會從魔瓶中鉆出來，開始興風作浪，使企業行為發生改變。
　　低人權優勢、親資本的基層政府當然對企業有利，但隨著企業異常順利的經營，從灰色的環境中贏得額外利潤，不僅底層勞動者的怨氣會積累，而且地方基層的各種權力也會隨之附體——入股、各種或明或暗的利益尋租。地方政府和跨國公司看似達到了利益最大化，其實不過是作惡的企業和失控的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綁架，犧牲民眾利益和社會公正，待到丑聞爆發，雙雙受到輿論的譴責和法律的懲罰，對企業的潛在風險極大。雀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此次丑聞被揭露，不但直指產品質量，更涉及企業形象。
　　外資企業還必須清醒認識到的一點是，外資企業雖然行為上可以變得像中國企業一樣，但其畢竟未能深植于中國社會，一旦情況被曝光，就如同斑馬群中的紅色斑馬，獨特而耀眼，不但吸引輿論也吸引民粹，最終對企業而言是得不償失。
　　對于新一輪產業轉移中的此類風險，現在應該加強約束基層政府，同時，應適當地給予基層勞動者以價格談判、權利保護的平臺，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做到高效、持續地使企業在華良好經營。
　　另一方面，外資企業在轉移過程中，應該把當地法治程度作為一個重要的選擇標準，主動借助當地良好的監管來約束企業自身行為，也可盡量降低當地權力尋租的概率和程度。除此之外，企業需要嚴格制定規章制度，面對地方政府寬松的法外庇護要經得起誘惑，必須謹慎地規范員工的行為，在欠發達地區的有利和不利之間小心翼翼地走鋼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