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政策分析聯合課題組
負責人：閆坤（中國社科院）
成員：于樹一（中國社科院財貿所）
劉新波（財政部財科所）
2011年第三季度，在二季度經濟困局的基礎上，世界經濟又出現了一個鮮明特征，即實體經濟困頓和悲觀預期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一個非良性的循環。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有所放緩，但總體上仍然保持著持續高增長的勢頭，內生動力依然強勁，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結構均有所改善。然而，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我國地方債務風險迅速累積，對這一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關注。本季財政政策調整應從實體經濟增長解困、經濟增長信心提振、地方債務風險化解等方面入手。
受年初進口大幅增長以及部分上年末收入在今年初集中入庫等因素影響，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較快。從三季度開始，由于經濟增長趨緩和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等因素影響，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有所回落，明顯低于二季度財政收入，并呈逐月下降趨勢。三季度財政支出與二季度財政支出走勢相同，前低后高，9月財政支出繼今年6月后，再次突破萬億。
(一)財政收入情況分析
前三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收入81663.34億元，同比增長29.5%。9月全國財政收入，特別是中央本級收入增幅比前幾個月明顯回落，主要是受經濟增速略為放緩、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在相關稅收上有所體現以及非稅收入增長減少等因素影響。
(二)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情況
前三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支出69480.5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4975.61億元，增長27.5%。從三季度各月支出情況看，財政支出總量與同比增速的走勢與二季度呈現同一走勢，呈先低后高趨勢。9月份，全國財政支出10018.55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549.51億元，增長18.3%。其中，中央本級支出1532.88億元，同比增長6.4%，增幅較低，主要是原列中央本級的用車輛購置稅安排用于公路建設的支出，從2011年起大部分轉列對地方轉移支付，體現在地方財政支出中，剔除車購稅支出轉列地方因素后中央本級支出增長約15%；地方財政支出8485.67億元，同比增長20.7%。
(三)中國地方債務風險正在累積
在世界經濟困局和非良性循環中，中國經濟雖然也面臨著諸多問題，但總體上仍然保持著持續高增長的勢頭。目前需要關注的是，隨著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我國地方債務風險的迅速累積，必須未雨綢繆，防止向主權債務風險演變。
我國審計署的審計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91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占62.62%；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占21.8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其他相關債務占15.58%。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以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為主，但或有債務的比例也相當高，地方政府債務向市級政府、東部地區、融資平臺公司、銀行貸款集中，在這些環節形成風險的機率較大。此外，還存在著如下特點：
第一，法律的不適應性導致地方政府融資行為扭曲。我國《預算法》中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允許進行赤字預算和舉借債務，但是地方政府又具有強烈的債務融資需求。截至2010年底，中央政府通過國債資金轉貸和代理地方發行債券兩種方式解決的地方政府債務融資不到1萬億，與10萬億的實際發生額之間的缺口，都是通過地方政府間接、變相融資實現的，大部分是難以統計和監管的間接債務、隱性債務。其中，借助融資平臺舉債成為最主要的形式，且大多是“城投債”，其資金主要用于投資大、回收期長、風險大的城市路網項目、市政基礎及公共服務項目等，債務的償還主要依靠財政補貼。目前“城投債”遭遇發行和交易困難，甚至拋售的危機，一旦這條資金鏈斷裂，地方政府就會遇到融資瓶頸，如果城投項目被迫停工，則償還前期的債務將成為無源之水。加之大量融資平臺的資質不高、內部控制不力、與銀行捆綁、有些地方政府將債務資金挪作他用等等，不但加劇了債務風險，也加劇了銀行風險，并最終傳導給中央財政。可見，法律的不適應性導致的地方政府融資行為扭曲，在給地方財政帶來巨大壓力的同時，也給風險的最終承擔者——中央財政帶來相當大的威脅。
第二，地方政府債務超速增長形成惡性循環。審計報告顯示，1997年以來，我國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逐年增長，且超過了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約為當年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3倍，說明即使當年全國的財政收入都用來償還地方政府債務，還存在著2.4萬億的缺口。同時，財政收入的有限性和財政支出的剛性共同決定了債務規模難以壓縮，財政支出中將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償還地方債務，用于發展經濟的部分必然減少，財政增收就會困難，需要更大規模地發債，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地方政府償債壓力的不良轉嫁。債務償付只有兩條渠道：一是組織財政收入，或者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稅收，或者賣資源、賣地獲得收入，再或者通過收費來實現；二是借新債還舊債。這兩條渠道都可能發生償債壓力的不良轉嫁。由于存在著轉嫁的渠道，在沒有稅收立法權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存在著亂收費、亂攤派和賣地的沖動。而影響較大的是對土地財政的形成“推波助瀾”。地方政府償債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當地市、房市低迷的時候，地方政府償債就會出現困難，從而將償債壓力又轉嫁給中央政府。
三季度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除了二季度分析的三大經濟困局之外，還受到實體經濟增長困頓、經濟增長預期悲觀相互作用形成的經濟非良性循環的影響，站在這諸多問題的中央，我國經濟最大的隱患——地方債務風險凸顯出來。當前，必須科學運用財政工具，切實突破經濟非良性循環并及時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一)加大財政資源配置力度，突破實體經濟增長困頓
實體經濟增長解困目前仍要堅持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不動搖，在此基礎上把握制造業、貿易、消費、通貨膨脹幾個環節，抓住中小企業發展這個關鍵。
第一，繼續加大對制造業的支持。在制造業產品出口退稅、制造業科技創新、制造業企業技術改造、人力資本支出、品牌培育等方面給予財稅支持。可以運用的財政措施包括：資本金注入、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貸款貼息、財政專項獎勵、政府采購、安置改制富余人員、支持污染制造業企業搬遷改造等。
第二，加強外需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化。發達國家在身染危機的時候，必然會加大出口、減少進口、惡化貿易條件，為了應對出口收縮，我國須實施促進國外需求向國內需求轉變的財政政策，借此機會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需驅動的弊端。根據我國國情，需要明確以促進消費需求為重點，以財政支出為主要政策工具，按照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優先安排三農支出、減貧支出、欠發達地區支出以及教育、醫療、就業社保、基礎設施等民生支出。
第三，進一步治理通貨膨脹。重點是充分發揮財政自動穩定器的功能，增加稅收，減少支出。具體做到：發揮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增項”，進一步改革稅制，增加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的比重；減少稅收優惠并嚴格執行；加強稅收征管；控制公務費支出，適度收縮基建支出，改善財政投資結構，增加對基礎產業的投入，促進經濟增長“瓶頸”的消除。
第四，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財政扶持力度。包括：制定全方位的扶持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措施，增加加速折舊、投資抵減、延期納稅、稅前扣除的比重；為中小企業安排合理的一般性和專項財政補貼資金，重點資助處于種子期、初創期和弱勢群體、落后地方辦的中小企業，對科技性、就業性、資源綜合利用與環保性、社區服務性、人力資源性中小企業或其生產經營活動提供專項補貼；在每年的政府采購計劃中劃定中小企業產品的采購比例，同時，通過價格補貼等方式引導大企業訂購中小企業產品；清理不合理收費，簡化與中小企業相關的審批手續，縮短審批時間；建立相應的信息平臺和數據庫等等。
(二)保持財政政策健康穩定，突破經濟悲觀預期
健康穩定的財政政策是突破經濟悲觀預期的重要保障，在目前情況下，我國應努力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定，消除其風險因素。
第一，深刻認識財政政策保持穩定對提振信心起到主要的支撐作用。當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提高居民收入，二是公共投資，三是居民消費，四是民生支出，五是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這些都是引導合理預期，提振信心的重要方面，財政要對其給予持續的支持。
第二，在財政政策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增強靈活性，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做出調整，當前應考慮與短期資本流入相關的政策松動的問題，還需要做好防止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的政策準備。
第三，在財政政策調整前，應多做調研，了解各地、各級政府、各部門、各類群體對財政的需求，使調整后的財政政策更具可行性和建設性，防止公共資金和公共服務供給和需求的錯位，進而防止社會對公共政策的信心跌落。
第四，對于企業和居民，財政政策應從增加收入和保障支出兩方面，為經濟持續增長注入信心，因為這兩方面是消除企業和居民后顧之憂的重中之重。未來財政政策作用方向應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擴大內需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三是加快科教發展，四是改善就業，五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六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七是提高住房保障水平。
(三)科學管理地方債務，及時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方面存在著較大的風險隱患，一旦資金鏈條斷裂、爆發地方債務危機，中央政府必然要實施救助，如果中央財力不濟，也不排除會產生主權債務違約的嚴重情形，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漩渦。為此，必須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機制，正確引導和約束地方政府債務融資行為。
第一，正視地方政府債務的客觀存在，修訂與現實相脫節的法律條文。目前，我國無法通過強制的手段消除地方政府債務，應該認識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普遍性，降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唯一方法，就是修訂相關法律條文，承認其合法，變隱性債務為顯性債務之后，在陽光下采取科學的方法進行債務管理。
第二，控制總量和優化結構。雖然我國政府目前還有能力消化吸收地方債務，但是政績驅動、人口老齡化和居民收入增加而迅猛增長的福利需求和福利預期，都會使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膨脹。因此，必須控制債務融資增量，優化債務融資結構，提高中、西部地區的融資能力，強化融資平臺和銀行貸款管理。
第三，賦予地方獨立的發債權。由中央“轉貸”和“代理發行”來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問題并不是長久之計，一是融資額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二是容易促成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三是可能出現苦樂不均，資金的趨利性和財政安全性要求決定了中央政府要么選擇償債能力高的地方代理發債，要么就要增加更多的轉移支付。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就是允許地方政府公開、獨立發債，但為了便于管理和降低風險，應該只賦予省一級政府獨立的發債權。
第四，選擇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目前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是來自金融領域的資金，社會資金進入很少，應該以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的方式，進入債券市場，擴大融資空間。
第五，逐漸消除體制障礙。一是建立地方政府債務融資機制，包括債務信息統計與報告制度、債務預算制度、風險預警制度、風險準備金制度、監督管理制度等。二是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健全地方稅制，確立地方主體稅種，為地方債務的償還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三是改革不可持續的土地財政，提高相關土地稅收的比重，由“賣地為主”轉變為“收稅為主”，同時，加強土地出讓金的管理與使用，將其全部納入預算，且將預算收支向社會公開，確保土地出讓金的10%用于農田水利建設。
綜上所述，只有加大財政配置力度、保持政策健康穩定、科學管理地方債務———“三管齊下”的財政政策強力調控后，才能有效消除實體經濟增長困頓、經濟增長預期悲觀、地方債務風險積聚等困擾，使我國經濟發展經得起各種考驗，等到“風雨之后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