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呈現出以下幾個顯著特點：一是物價水平長期居高不下。7-9月的CPI同比上漲都在6%以上；二是工業產出增長速度低于歷史平均水平。今年7-8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8%，比上半年回落0.5個百分點。由于工業增加值增長情況基本上代表了同期國民經濟的增長水平，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的持續回落表明我國經濟存在“硬著陸”的風險；三是中小企業融資難愈演愈烈。進入9月份，融資難更是演變為少數溫州老板“跑路”逃債現象，這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上述經濟現象表明，持續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需要通過繼續緊縮貨幣政策加以抑制，而不斷蔓延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和經濟增長水平的下降，又要求適度放松貨幣政策，以防止民營企業出現大規模的“倒閉潮”和國民經濟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貨幣政策在收放之間陷入兩難。筆者認為，破解貨幣政策操作困境可以通過在貨幣政策工具之間的“切換操作”得以實現，也就是說可以通過采取適度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上調基準存款利率的方式來實現貨幣政策的綜合平衡。
　　目前，大型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21.5%的歷史高位，而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僅僅為3.5%，遠低于同期物價總體上漲幅度。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與較低的基準利率表明，在貨幣政策工具之間進行“切換操作”具有較大的調整空間。
　　從經濟理論和實踐來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都能通過收縮貨幣乘數效應達到減少流動性，進而實現抑制通貨膨脹的宏觀調控目標。但是，作為數量型工具，存款準備金率主要針對的是貨幣供給方，通過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方法抑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是一種較為直接的控制貨幣供給的方法。加息則是主要作用于貨幣需求方，通過提高信貸資金成本的方法，來減少市場對貨幣信貸的需求。
　　從貨幣政策的調控對象來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完全是針對商業銀行實施的貨幣政策工具，而加息主要針對的是企業財務和居民資產配置。因此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不能有效影響金融市場資金價格，并正確地引導資金流向。在當前金融體制和金融生態環境下，銀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會將信貸資金優先投放給國有企業及具有政府背景的建設項目。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約束的是銀行可貸資金規模，而受影響最為嚴重的卻是廣大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
　　雖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于回收流動性效果明顯，但是過高的準備金率使得資金相對緊張，并進而影響到企業的正常融資與生產經營。盡管存款準備金率不存在絕對的上限，但是還要考慮到經濟發展對資金的正常需求。為了緩解企業融資難題，防止經濟持續下降，目前應適度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相對于當前的利率水平和通脹發展趨勢，我國的基準利率仍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目前，我國的負利率已持續20多個月，一年期存款利率和同期CPI相比較有2個多百分點的缺口。長期負利率不僅使居民儲蓄受到嚴重損失，導致大量資金“脫媒”，而且還會誘發新的物價上漲。最近幾年以溫州為代表的地下金融和高利貸盛行就是由于存款利率太低倒逼居民儲蓄流向民間借貸市場　。
　　從貸款利率來看，目前一般企業的貸款利率基本上都上浮了30%，部分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甚至上浮了70%。在這種情況下，適度上調基準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其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明顯小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為了治理通脹并兼顧經濟增長，今后應在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上加快向價格型工具切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