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50年中，美國已經深深融入世界經濟：對外貿易占GDP的比重為30％以上；石油主要依靠進口；500強企業有50％的收入來自國際業務；政府債務的50％為外國投資者持有。
美國從全球化中獲得巨大收益，由于貿易自由化，美國每年增加收益1萬多億美元，相當于國民收入的10％以上，平均每個家庭多收入1萬美元以上。但是，貿易自由化也有成本，由于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美國每年因此而失去工作的工人約為50萬，還有一些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資。不過，與巨大的收益相比，這些成本是微不足道的。
很明顯，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與世界息息相關，美國經濟的繁榮和穩定依賴全球經濟的發展。但是，美國政府并沒有真正認識到這種依賴性，他們長期縱容貿易逆差，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外債總額達23萬億美元，并且美國許多債務為外國債權人持有，最大債權人是政府機構，包括中國、俄羅斯和中東石油生產國。
許多因素共同造成美國巨額的貿易逆差：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國內儲蓄率下降；基礎設施建設落后；政府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不足；稅收制度鼓勵跨國公司到國外而不是本國進行投資；金融政策支持過度消費。更嚴重的問題有兩個，一是美元高估，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元匯率決定著美國的競爭力；二是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講，標準普爾下調美國政府信用評級的行為是正確的。
在美國對世界經濟依賴度越來越高的同時，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小，這是目前美國經濟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50％下降到現在的20％，美國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更低。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貨幣，10年前出現的歐元對美元構成了挑戰，未來10年人民幣也有可能對美元構成新的挑戰。
21世紀，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工業化國家，過去曾經是世界經濟的領跑者，現在都處在艱難的復蘇中。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很明顯，21世紀的世界是一個兩極化趨勢不斷加深的世界。
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最近深深地陷入債務危機中不能自拔。其實，歐元區作為貨幣聯盟從一開始就是不穩定的，盡管建立了共同貨幣和中央銀行，但并沒有相應的中央財政及其管理機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歐元區沖擊很大，并且危機后，歐元區國家復蘇的進程困難重重。至少在未來幾年內，美國和世界經濟都不可能從歐元區得到太大的幫助。
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歷了兩個
“失去的十年”，經濟停滯，通貨緊縮，至今未能恢復。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和世界經濟也不可能從日本得到太大的幫助。
與歐洲和日本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在過去10年中，它們提供了全球經濟增長的四分之三，其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三倍。在未來10年里，發展中國家經濟占全球GDP的比重有可能達到三分之二以上。危機后，發展中國家復蘇情況明顯好于發達國家，它們的財政情況也好于發達國家，債務占GDP的比重低于60％到100％的警戒線，而許多發達國家已經達到或接近200％。
目前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包括巴西、中國和印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次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份額；7國集團逐步走向20國集團，在這個更加廣泛的架構中，美國和中國形成了非正式的、但事實上的兩國集團（G2）。
目前美國經濟政策面對兩難境地：一方面經濟增長遲緩，失業率居高不下，必須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另一方面，預算赤字和政府債務不斷擴大，過去4年中，聯邦政府債務翻了一番，占GDP比重達到80％，必須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
如何走出這一兩難困境，可能有多種政策選擇。但無論采取什么措施，前提條件都是美國再平衡。過去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消費、房產業，財政赤字，貨幣擴張。未來短期內，這些因素很難充分發揮作用，要促進美國經濟恢復增長，必須增加出口，減少進口，降低貿易逆差。具體講，未來五年內，要提高美國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010年的10％提高到2020年的20％，這樣可以使美國實際增長率每年提高0．5個百分點，創造300萬—400萬個就業崗位。
與制造業不同，長期以來，美國的服務業出口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一直保持順差，尤其是包括律師和會計在內的商業服務業。美國政府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美國主流觀點認為，只有制造業復興才能使美國經濟真正復蘇。但是，從目前情況看，制造業提供的工作崗位只占美國就業的10％，并且50年來一直在減少；服務業提供了就業的25％，并且50年來一直在增加。從長期看，制造業可能會步農業的后塵。100年以前，農業曾占美國經濟的50％，而現在這一比重已經下降到1％。由于服務貿易的數量遠遠大于制造業，服務業的平均工資也遠遠高于制造業，因此，未來服務業可能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經濟的推動力量，就像100年前制造業取代農業成為美國經濟的推動力量一樣。
為了發展服務貿易，必須關注發展中國家，一是它們的服務業不發達，美國具有比較優勢；二是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出口，有利于美國再平衡。但是，到目前為止，美國還沒有采取行動，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美國政府并沒有把服務貿易放到重要位置上。部分原因在于開放服務貿易市場的困難。與制造業不同，制造業是由關稅、進出口配額和一些境外措施進行保護的；服務業則主要依靠境內措施進行保護，包括行業標準和技術標準，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政策等。
眾所周知，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9世紀，最后卻以世界大戰和“大蕭條”告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正在迅速崛起的德國和日本未能進入國際權力中心。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可能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那時，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正在快速崛起，他們將如何進入國際權力中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將會因此而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是未來5年、1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本文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近期的演講，大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