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9月17日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持續一月余，猶如星火燎原，向全美蔓延。此運動看似普通美國民眾對引發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華爾街的憤怒，但實際是金融-經濟危機向社會-政治領域蔓延的必然結果，深層原因是美式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失敗，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嚴重后果。
　　理論上，金融是實體經濟的潤滑劑，是促進資金的優化有效配置，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實踐中，金融經濟日益膨脹，不但遠離實體經濟，而且牢牢綁架實體經濟。在過去數十年中，美國金融資產迅猛發展，造就了強大的金融利益集團，如華爾街，培育出大批富可敵國“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如花旗、高盛等，影響乃至操縱美國政權，推動美國經濟金融化不斷深化，結果導致虛擬經濟無度擴張，實體經濟不斷萎縮。例如，在美國經濟中，實體經濟創造的GDP比重由1950年的62%降到今天的34%，尤其是制造業占GDP比重由27%降到11.7%，金融業占GDP比重由11%升到20.7%。
　　美國的虛擬經濟不靠生產或服務生財，只需不斷“創新”，而華爾街精英們創新能力極強，手法多，翻新快，產品層出不窮，“錢生錢”翻云覆雨，巧取豪奪。如次貸危機前，美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自有核心資本為832億美元，卻支撐高達5.3萬億美元的房地產擔保，杠桿率高達63。事實上，今天的美國經濟已變成一個“倒金字塔”，即金融衍生品規模十倍于GDP、金融資產規模五倍于GDP。試想，一個被完全虛擬化的經濟，怎能實現持續發展而不發生金融危機?
　　應該說，經濟金融化是發展趨勢，但必須適度而非無度，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游離于常規證券交易之外，缺乏監管，結果泛濫成災。上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時任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極力推崇新自由主義，認為“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積極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對金融的監管，強調市場自我調節。結果，美國監管當局不斷放松對金融活動的監管，金融機構則肆無忌憚地斂財，一些不法分子大行投機勾當。伯納德·麥道夫“龐氏騙局”就是最典型的疏于監管案例。政府則推波助瀾，為金融公司的貪婪創造機會，使美國金融資本主義極度泛濫，形成“三無社會”，即“無規制，無監管，無原則”。
　　另外，美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信貸經濟，從政府到個人都負債累累。由于金融經濟持續膨脹，使美國人錯誤認為，經濟只會越來越繁榮，因而日益依靠負債來支撐各種支出，超前消費，寅吃卯糧。加之，金融機構增大杠桿率，美聯儲放開流動性供應，即使信用極差的借款人也能輕易借到大額貸款。尤其是，資產證券化使當代美國人提前支取下代乃至下下代的錢，由此過上虛擬超前的富裕日子。據美國財政部統計，2010年美國的國債高達13.562萬億美元，占GDP的93.4%。美國政府每用一美元，就需要借43美分，海外持有美國公債(扣除政府內部持有)的47%，總債的32%。經合組織預計，2011年美國的國債占GDP比重將達100%，高于一戰和大蕭條時期，財政赤字占GDP的10.1%，為七國集團最高。美國財政部統計，2010年6月美國的總債務(證券、可售國債、機構債和公司債)達到50.423萬億美元，占GDP的348%。如果算入地方和私人債務，總額將更高。事實上，今天的美國債務泡沫大于當年金融危機泡沫。
　　特別是，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動用納稅人巨額資金拯救華爾街，華爾街則重操舊業把大量資金投入虛擬經濟，而非實體經濟。更有甚者，那些制造危機的金融寡頭本該繩之以法，接受應有懲罰，卻反而趁火打劫大撈危機之財。據統計，2010年剛剛起死回生的華爾街居然派生創紀錄的1350億美元年終獎，其中五大券商發放390億美元獎金，其中三家業績虧損，其股東損失逾800億美元。這種忘恩負義行徑令尚在高債務、高失業、低收入中苦苦掙扎的美國普通公民憤怒至極。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金融市場分配不當并產生風險，而美國公民卻要承受其劣跡的成本。金融系統正在讓美國社會承受損失而使私人獲利。這是一個扭曲的經濟。是美式資本主義給整個世界帶來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