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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近日召開常務會議，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的金融、財稅支持配套政策措施出臺，昭示著應對由溫州爆發波及各地的高利貸風險的相關解決之道被緊急提上了臺面。
小微型企業是社會經濟的活力之源，由于美國金融危機，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連續沖擊，小微企業面臨的外部生存現狀不斷惡化，不僅體現在利潤率直線跌落導致的生產無利可圖，而且體現在企業用工成本節節攀高導致的競爭能力顯著弱化。更令人擔心的是，各類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難改陋習，致使這些本該增強經濟活力的微小細胞無法得到養分，在生產營銷方面融資困難日益加大，被迫轉向成本高企的民間信貸市場，甚至不得不依賴高利貸市場來解決暫時的資金饑渴。錯誤的資金使用方式把企業推上了風險失控的懸崖，地區性經濟生態難免跌入波動的漩渦。最終，在利率不斷被推高的高利貸重壓之下，溫州地區一些生產規模堪稱行業翹楚的企業資金鏈斷裂，企業主要負責人跑路出走不但給企業造成了滅頂之災，也給貿易伙伴和關聯企業傳導了致命影響，同時幾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金融機構都大受牽連。
小微企業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就業之源，如果面對危機，只有地方政府在苦撐，而得不到來自最高層面切實有效的政治和政策資源的全力救贖，那么危機的傳播和傳導將會異常迅猛，中小企業倒閉潮一旦出現，必然直接影響數以萬計的城鄉居民就業崗位，從而間接影響就業者身后的多少個家庭幸福和生活質量。一旦溫州成為多米諾骨牌中最先倒下的一張牌，那么鄂爾多斯等民間金融尤其高利貸過度中興的地區，都將會遭受資金游戲最終難以為繼的結局，成為下一個無法避免的倒下者和動蕩之源，并非完全沒有可能性。
因此，設法化解危機，避免中國經濟轉型和穩健發展遭受不該發生的挫折和代價，自然就成為管理經濟和社會的國家最高機構的職責。“十一”長假期間溫總理連續考察了溫州的重要企業，實地調研溫州的地區性金融危機，提出要從稅負和融資兩個方面解決問題，這次國務院會議推出小微企業發展措施，正好是溫總理溫州考察中小企業的“治亂”思路延續。措施包括了六條金融政策措施和三條財稅政策措施。在三條財稅配套政策措施中，筆者更看好“擴大中小企業專項資金規模，更多運用間接方式扶持小微企業”，也許傳聞中的六百億資金，正是中央救助溫州金融的專項資金安排措施。不可否認，地方政府經濟透支性發展，地方政府債務償債風險同樣也近在眼前，急需要中央政府全方位的經濟能力支持和幫助。否則，恐怕會有不少偏遠地區的地方政府債務，因為缺乏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債務違約的可能性不斷上升，得到外力的救助同樣重要。
就金融政策措施而言，筆者認為，如果“加大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這一條能得到金融信貸機構不折不扣的全力實施，那勢必就會立竿見影地縮減中小企業對高利貸資金的需求，從而卓有成效地降低企業資金鏈條斷裂的風險，那就有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整個地區經濟運行的局勢控制好，促使社會性風險走向平復的方向。
筆者8月曾就民間高利貸問題談過看法，認為民間借貸市場本來應該發揮“資金互助、調劑余缺”的功能，現有演變為巧取豪奪的高利貸市場的可能性。轉手從事賺取高額息差收益的資金供給者，實際上成了名副其實的“資金掮客”。地上金融系統和地下民間借貸本來是兩條平行的軌道，但如今比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都結合更加緊密，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醞釀著市場風險，干擾了轉型期金融業正常秩序。如今，高利貸風險在溫州這樣的地方已卷了一陣風暴，正誘發著社會的尖銳矛盾。國務院以最快的速度出臺了治理性金融和財稅政策措施，要求“在規范管理、防范風險的基礎上促進民間借貸健康發展”，有效遏制高利貸化傾向，依法打擊非法集資、金融傳銷等違法活動，也側面反映出局部地區高利貸泛濫成災的事實。
經濟發展有周期，中國作為已高速發展了30年的經濟體，延續過去欲讓其超常性繼續高速發展，其持續性和長期化會越來越困難。因為經濟周期的影響會不斷產生約束作用，促使其自我強制修正不至于偏離平衡位置過遠。當前，中國經濟本身存在的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可能再靠資金和資源的無限度投入來謀求高速發展，高利貸引發的中小企業破產倒閉問題，正好從反面說明中國經濟轉型是多么的必要和迫切。在資金資源瓶頸制約下，經濟蓄勢待發的道路并非坦途，中國實體經濟已走過高速發展階段的巔峰，非得盡早做好經濟迂回曲折的波浪形運動的準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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