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穗農民工若轉變成廣州市民，一輩子要花多少錢？答案是至少130萬元！10月11日，由廣州市社科院、廣州市農業局合作完成的《中國廣州農村發展報告（2011）》藍皮書發布，其中《基于福利經濟學的農民工規模與市民化成本分析》指出，在不包括買房等成本的前提下，農民工若要成為市民，僅滿足最低消費，一生中就需要承擔130萬元。（《新快報》10月12日）
　　這130萬元還是立足當前物價的測算，它讓停留于抽象層面的城鄉差距，以扎實的數字得到明確印證。這表明，消除城鄉戶籍壁壘，不是幾句空洞口號、換一下戶口本顏色，或改一下農民工稱謂便可輕松實現的，而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特別是加強對農村地區的公共投入，讓農民兄弟像城市居民那樣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城鄉二元戶籍的形成，可上溯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種戶籍模式，將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牢牢釘在自己的出生地，只有極少數農村子女有機會通過考學、當兵等極其狹窄的通道，實現從農村到城市的命運轉變。在計劃經濟時代，長久的“以農補工”、“以農養工”發展思路，使得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及至改革開放，雖然數億農村富余勞動力得以有機會外出務工，雖然他們總算可以像城里人那樣上班拿薪水，但歷經數十年戶籍政策累加的重重枷鎖，他們只能被稱之為農民工，難以真正享受到城里人的種種優厚待遇。雖然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二代不愿設想，他日是否像父輩那樣返回農村，但融入城市近乎天方夜譚乃是不爭的事實。
　　在無數“農民工世家”里，看似收入不菲，但因為不是城市人，必須付出教育、醫療、住房、交通（探親卻不能報銷）等“額外”成本，結果財富大幅縮水。每年令主管部門神經高度緊張的春運客流，何嘗不是無數農民工繳納城鄉差距成本的一次集中爆發？
　　按照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到2015年城鎮化率將由現在的47.5%提高到51.5%。單看數據令人期待，但同時也應看到，當前一些地方推行的城鎮化，至多只是小范圍內的戶籍同化，因為縣與縣、縣與市、縣與省等地域之間難以實現真正的流動，掣肘主因不是就業，依然是戶籍本身。戶籍改革屢屢被一些地方提上議事日程。去年農民收入增速13年首超城市居民，但若考慮到二者收入基數的巨大落差，農民造福路徑的稀少，必須給農民創造政策性的“彎道超車”，城鄉差距才可能真正繞過繼續拉大的拐點。
　　廣州研究得出的數據表明，戶籍改革不可能完全避免陣痛，不可能沒有成本，況且戶籍改革，本身就是對長期虧欠農村投入的必要補償。表面看來，加大對農村投入，難以像重大項目那樣取得短、平、快的收效，但它事關公民權利平等保障、社會階層和諧的根基大業，也是城鄉共同致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就具體舉措來看，那就是要像關注城鎮居民那樣關注農民的民生，必須明確戶籍改革的標準和時間表，特別是要制訂剛性政策，明令禁止樓市調控和駕校培訓等領域開歷史倒車的“限外令”，否則戶籍改革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