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9月，溫州卷起了一場罕見的“金融風暴”。有好事者在溫州論壇上整理出一張“溫州老板勝利大逃亡名單”。其實，私企老板跑路事件早在4月就已頻頻出現，只不過9月最為集中。據報，浙江今年前9個月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溫州以84起居首。
　　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浙江也曾不斷曝出老板失蹤、企業倒閉的事件。只是今年此類事件更為集中，事態也更為嚴重。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在通脹預期不下的情況下，貨幣當局采取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小企業本來貸款就比較困難，由于銀根收緊貸款難上加難。據了解，現在的銀行正常貸款，除利息以外加各項費用，融資成本是年息20％上下。典當行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月息4％。左右。民間借貸正常的都要月息2至3分。 1毛甚至1毛以上，并非少見。據溫州市人行在7月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溫州民間資本超過6000億元，每年增速14％。溫州間借貸市場目前處于階段性活躍時期，估計市場規模約1100億元，占銀行貸款的20％。民間借貸利率也處于階段性高位，年綜合利率水平為24.4%。溫州市大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都參與了民間借貸。
　　這個市場報告出臺后，官方又出來辟謠：溫州實際上沒有那么多人涉足民間借貸，九成家庭個人參與民間借貸，被“嚴重扭曲”了。且不說這些數據真實性如何，大量企業涉足民間借貸是不爭的事實。由于銀行貸款困難，民間借貸收益比企業家辛辛苦苦辦實業來錢要快，逐利的民間資本自然毫不猶豫地投入其中。甚至有的企業不惜從銀行錯錢再轉貸，賺取利差。一般企業委托貸款，利率都在20％。這對企業來講，什么事情不做就可坐收漁利，何樂不為？這下連上市公司也坐不住了，將大量資金投入信托與銀行理財產品。《人民日報》也撰文狠批，“上市公司被指不務正業，放貸炒股參股成主業”。
　　據了解，“跑路”的老板幾乎都參與了民間借貸，他們放棄主業，要么辦起擔保公司專放高利貸；要么借高利貸去搞多元擴張，投資房地產。但如此之高的利率之下，對微利保本的企業來講，早已不堪重負。一旦某家企業信用鏈斷裂，就會危及眾多其他企業。這就是為什么溫州私營老板會接二連三集中出現跑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造成溫州民間金融亂象叢生的根本原因，筆者以為，還在于國家在金融領域的高度壟斷。在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有的企業無法按原有的軌跡繼續生存，只能將資金抽走從事熱錢炒作。所以經常造成一些資產價格間歇性的、非正常地上漲。去年5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36條”），明確提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諸如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等多個領域，推動民營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然而，目下的大環境是，民間資本依然四處受到堵截。特別在金融領域，民企要獲得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準入牌照幾乎不可能。所以即使有資金，也無法通過合法渠道轉化為銀行儲蓄，并貸放出去。本來，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準入方面管制十分嚴厲，主要是考慮到銀行過度民營化導致金融風險放大，形成較大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但現在由于國家在金融領域管制過嚴，在緊縮背景下高利貸盛行，反而造成了更大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
　　隨著CPI漲幅見頂回落，政府宏觀調控可能也會有所放寬，這對中小企業貸款難會起到緩解作用。但解決民間融資亂象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我國的金融體制。經濟不同發展階段，都需要有不同的金融結構與之相適應。浙江經濟發展階段早已走在了全國前列，浙江銀行數量（包括分支機構以及本土銀行）都要比其他省份多，但與民間資本相比，根本無法滿足民營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無法滿足民間資本投資的需要。因此，從今后發展方向上看，以筆者之見，浙江應著力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這不僅是解決融資問題，更重要的，這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需要。
　　要化解民間借貸的風險，光靠堵是不管用的，主要還通過疏導。筆者認為，這主要就是放低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成立更多中小型金融機構。試想，如果銀行數量足夠多，信貸資本供給足夠大，資金市場就會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利率就會降下來，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也會得到較大程度解決。
　　銀行準入有很高門檻，短期內不可能改變，不過地方政府至少可以在非銀行金融機構方面做些文章。比如放寬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PE（股權私募）、融資性擔保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的準入條件。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也可以與金融機構合力為中小企業融資推出更多金融創新：比如金融倉儲公司、中小企業貸款保證保險、商標質押貸款等，都是不錯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