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民間信貸和中小民企困局，逐漸有了風聲鶴唳的感覺。雖然溫州官方已經否定了向中央銀行申請600億元再貸款的消息，但是尋求政府通過財政和貨幣手段進行救助的壓力與日俱增。筆者認為，與其進行這種臨時的救助，不如從產生溫州困局的根子問題上著手，以期收到永久之效。
　　首先，進行再貸款之類的注資行為對于救助民企并非可行。溫州問題雖然有“溫州”之名，但是實際上并非僅僅限于溫州一地。現在民間高利貸問題，在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民企資金鏈緊繃的狀況，也是全國普遍存在的。600億甚至是1000億資金很難徹底緩解溫州之急，如果按注資救助這一政策思路辦，全國其他地方同樣可以援引救助的理由要求救助，那么全國未來需要救助的資金可能是個天量。這種救助實際上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全球救助的普遍模式，這個辦法效果不佳，而且留下了很多后遺癥。如果再按照這個辦法救助，那么全國的信貸大膨脹是可以預期的。同時，據媒體報道，溫州高利貸的債主們有一些是公務員，如果對這種體現高利貸形式的信貸問題給予注資援助，那么將會形成很大的道德風險，未來這類問題只會膨脹，而不是徹底根治，屆時的風險將會大到不可想象。
　　其次，從宏觀層面來看，溫州和其他地方的高利貸問題，雖然形式上體現為利率畸高、資金吃緊，但是實質上卻是由于民間企業融資渠道不暢、利率市場化梗塞造成的，而不是全社會資金緊張造成的。雖然今年以來M2的擴張速度降低了，但是這是在前些年超高增速下向正常速度的回歸。目前中國的M2/GDP的比例仍然屬于偏高的行列，況且通貨膨脹仍然處于很高的水平，因此目前宏觀政策應該繼續是緊縮，而不是膨脹。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普遍是信貸不緊張的，甚至有一些上市公司把從市場上募集來的資金投入到高利貸里去謀求高額利差。這些現象也說明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信貸寬松，整個宏觀經濟仍然寬松，所以信貸再膨脹是不合時宜的。如果考慮到最近一兩年來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對于民生的傷害，信貸再寬松后果是很嚴重的。
　　但是，目前民間企業的困難也是嚴峻的。其實民企的困難，基本上是來自于經營環境上的惡劣，主要是民間企業承擔的稅費太重，與其對于社會的貢獻不匹配，加上信貸環境的分割與利率市場化并未完成，共同導致了目前民企的困境。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那么即使是短期對民企注入一些資金，最多只能短期緩解一下目前的困難，對于解決民企的生存困境是沒有根本意義的。
　　目前民企的稅費比例很重，需要明顯降低才顯得公平。目前不少民營企業要繳17％的增值稅、5.5%的營業稅、25％的企業所得稅，有的企業主還要交20％以上的個人所得稅，再加上其他各種收費罰款，多數企業不堪重負。而根據一些企業反映，一些實體民企利潤率往往只有3%~5%，這個利潤率與增值稅率和營業稅率、企業所得稅率相比顯得很寒酸。何況在這些稅種之外，民企可能還要承擔一些過路費等有形和無形的費用，因此壓力非常之大。這些年來，稅收超高增長、GDP高增長，但是民企處境艱難，說明高稅收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對于民企利益的擠壓。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民企目前的困難，需要全面降低民企面臨的各種稅費。既然溫州和全國的民企目前處境異常困難，不妨對其進行緊急減稅，并將這種辦法長期化。
　　至于民企的融資困難，則需要徹底打通目前中國國企和民企事實上處于割裂的融資通道，形成所有類型企業融合在一起的融資環境。如果國企和民企的融資渠道打通，那么目前國企富裕的資金環境和民企饑渴的融資環境就會得到平衡，民企的融資難當可得到緩解。同時，兩個割裂的融資通道打通以后，利率市場化就必然向前推動一大步，從而可以大大沖擊目前的高利貸市場，民營企業目前的融資利率必然大幅度下降，其受到的壓力自然就從根本上緩解了。
　　所以說，目前面臨的通貨膨脹環境，以及宏觀環境的事實寬松，如果采取信貸膨脹式的救助辦法，對于解決目前民營企業的困難并無根本幫助。而如果采取緊急降稅和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當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民營企業的困難。而如果通過后兩種方式救援民企，金融市場對民企經營的預期也將大為好轉，追債逼債的風險也會很快消失，目前民企的困難也就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