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學科的研究對象都是十分特定的。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的復雜性就在于它的研究對象具有涉及面更廣泛的系統及非系統變量關系。這也使得經濟學獎要比其他諾貝爾獎項更富有爭議。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給了薩金特和西姆斯。獲獎理由是“對宏觀經濟中因果關系的實證研究”。其中，薩金特的研究針對(作為主體的)經濟政策與(作為客體的)GDP、通脹、就業及投資等不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而西姆斯則創立了一種基于向量自回歸的方法，來分析經濟如何受到政策臨時性變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并使用這一方法來研究諸如央行加息等對經濟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通常這需要一到兩年來使通脹率下降，同時經濟增長將在短期內逐步下降，需要幾年之后才能恢復正常的發展。
　　不妨采用上述結論對中國經濟做一個簡單的符合性測試。自改革開放政策的重點放到城市后，中國經濟從1985年開始步入高通脹。然而，盡管央行不斷加息，甚至兩次執行頗為極端的儲蓄利率保值貼補政策，但CPI除了兩個特殊年份有所回落外，直到1996年保持在年均11.25%的高水平。
　　如果說那一時期的中國經濟有其特殊性，加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從來都是只在關注發達經濟體的問題，那么，接下來就看看日本的情形。眾所周知，由于飽受泡沫經濟的影響，日本經濟自1992年開始陷入10年的零增長，之后的增長也頗為弱勢。這一時期，日本央行維持了零利率政策。如此“零利率、零增長”的宏觀經濟被日美兩國學者稱之為“流動性陷阱”。顯然，日本的情形也不支持上述結論。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央行的零利率政策之所以長期失靈，根本原因是日本的銀行體系在泡沫化時期積累了大量不良貸款，不得不逐步加以消化，以至于到2003年日本才告別了貸款的負增長格局。
　　到如今，其他發達經濟體出現了類似于日本當年的問題，嚴格地講是比日本當年的問題更加嚴重。回頭看，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加上量化寬松政策同樣沒能真正挽救經濟敗局，展望未來，即使美聯儲將零利率政策保持10年，受債務問題的困擾，美國經濟也很難徹底走出洼地。
　　一項研究的結論不能被過往的實踐所驗證，同時又“無法解決當下混亂”，其理論仍能獲得大獎，這一次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先生們未必不是看走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