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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是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其理論研究領域是貿易模式和區域經濟活動。1991年，憑借自己的卓越成果，他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2008年，克氏因為在研究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領域頗有建樹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從而蜚聲國際學術界。總之，就經濟學理論造詣而言，克氏的理性、科學以及嚴謹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
不過，這并不代表他的行為就是理性與嚴謹的，就遵循了他自己的理論指引。這從他在中美有關貿易、匯率的沖突中的表現可以看出。尤其是2008年以來，憑借自己的諾獎得主的身份，克氏頻頻發表有關中國匯率問題的言論，呼吁對中國實施制裁。仔細斟酌他的有關言論，我們會看到一個理論家如何在現實中喪失了理論的理性與尊嚴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
眼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正在就人民幣匯率問題發起一項提案，希望國會通過提案從而給中國施壓，以期達到改變中美貿易不平衡、從而擴大美國國內就業的目的。雖然這不是什么新話題，支持提案的理由也沒有半點新穎之處，但在美國國內仍頗有市場，一如既往地受到許多議員們的歡迎。而這一切的理論舵手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羅·克魯格曼先生。
10月2日，《紐約時報》刊發了克氏題為“讓中國承擔責任”的文章。其主要內容摘譯如下：
世界經濟的慘狀反映了許多參與者的破壞性行動。但是，許多參與者行為不善的事實不應該阻止我們讓個別不良參與者承擔責任。這正是參議員領袖本周正在做的事。他們正在審議將對中國和其他貨幣操縱者給予制裁的議案。
請問問你自己：恢復全面就業為何如此之難？房地產泡沫已經破滅，而消費者的儲蓄水平也超過了前幾年的水平。但是，美國一度能夠在沒有房地產泡沫、儲蓄率比現在還高的情況下實現全面就業。什么情況發生了變化呢？
答案是我們的貿易逆差比現在少得多。如果我們每年沒有近5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恢復經濟健康看上去就更加容易。然而，要減少貿易逆差，就要提高美國產品的競爭力。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美元貶值……美元貶值非常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能夠并且應該對壓低本國貨幣幣值的國家采取行動。這些國家的行動阻礙了我們迫切需要的貿易逆差的下降。而這首先意味著對中國采取行動。反對讓中國承擔責任的理由都經不住認真審查……
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克氏的邏輯：美國經濟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原因在于貿易逆差太大，從國外進口的商品太多，以致美國人的飯碗被外國人搶走了。而之所以美國進口太多，是因為美國商品缺乏競爭力。之所以美國商品沒有競爭力，進口商品價格低廉，原因在于它們的匯率被人為控制在偏低水平。由于非經濟地人為控制匯率，由此造成美國經濟疲憊，因此美國急需做的就是讓參議院盡快就有關人民幣匯率的法案進行表決，以“懲罰”中國操縱匯率的行為。
從上面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克氏邏輯的破綻：
其一，將美國經濟陷入悲慘境地的責任歸咎于中國對美的貿易出超，不僅不符合基本事實，也不可能得到理論的確證。而將“許多破壞者”需要承擔的責任挪到中國一家頭上，更是顯示出了克氏的偏激與狹隘。
其二，自危機以來，美國經濟發生了許多積極的變化，諸如房地產泡沫破滅、儲蓄水平上升等。但是，這不等于經濟立馬走上恢復之路，更不表明美國經濟能恢復到危機前水平。危機之后的療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除了房地產、儲蓄之外，經濟本身還面臨信心恢復、金融機制的調適以及外圍、尤其是歐洲經濟狀況好轉等一系列問題。單就儲蓄水平的短暫回升等判斷經濟的癥結在于人民幣匯率問題，難免掉入以偏概全的陷阱。
其三，商品競爭力不僅僅是價格的競爭，而價格的高低也不僅僅與匯率有關。價格雖然是商品競爭的綜合性指標，但廉價并不是商品暢銷的通行證。中國商品之所以在美國暢銷，恐怕更大程度上緣于品種結構以及與此有關的物美價廉。實際上，就美元匯率而言，自2008年以來，其對人民幣的比價大幅下降，由1:8.25降到了目前的1:6.40之下的水平。也就是說，三年時間內，人民幣升值超過25%。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的商品仍然大受歡迎，將原因歸結為低廉價格是說不過去的。當人民幣還在升值途中，克氏借機向人民幣匯率發難，這樣的做派除了政治意圖之外，很難從經濟學上給出合理的解讀。
我們看到，與此同時，美元兌日元、歐元等主要貨幣的比價大多處在升值狀態。其中美元兌日元從2008年初的1:120左右升值到目前的1:80以下水平，累積升幅高達30%。按照克氏的理論，美日、美歐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也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如果這樣，單拿中國開刀，不僅顯示出某種刻意的偏激，也表明克氏是有意識地選擇性地偏離了自己理論上邏輯嚴謹的一致性要求。
其實，即使在美國，反對上述提案的也大有人在。他們認為，雖然美國的貿易赤字持續了幾十年，對華貿易赤字在其中的比例也不斷擴大，但終止對華貿易赤字未必就能扭轉美國的整體貿易失衡。因為其他沒有人為壓低幣值的低工資國家輕而易舉就能取代中國。很多中國商品的零部件已經在其他地方生產，進口到中國組裝，再出口到美國。美國進口的中國商品只有20%至30%的價值會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意識到，為了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產業升級，過去那種匯率政策綁住了自己的手腳。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說，就是從固定匯率到浮動匯率之間存在一個斷層，從而形成懸崖。一旦政策轉換，許多中國企業就會掉下懸崖而一命嗚呼。而適當保持匯率的彈性，就是讓企業在匯率波動中保持自己的優勢，挖掘自己的潛力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就像固定價格養懶漢一樣，固定匯率下的企業也是沒有生命力的。因此，改革過去那樣的匯率制度不僅有利于對外經濟合作，也攸關自己的錢途，是中國人自己的利益所在。
因此，即使克氏的主張有可靠的理論依據，也只是許許多多情形中的一種，充其量只有百分之幾的正確性。從理論角度來評估克氏的言論，我們看不到應有的深邃與高妙，看到的就是政治上的叫囂。作為一個有名的學者，這樣的叫囂，除了偏見，幾乎是不可理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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