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債20多億元“跑路”美國的浙江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已經回國。據知情人透露，胡福林此次回國是談判企業重組事宜。目前，胡福林本人已被“保護”起來。據知情人稱，自今年年初，溫州部分企業出現資金危機以來，已有90多個老板負債出走，目前有3人已返回國內。
　　面對這場愈演愈烈的民間借貸風波，有關部門正在采取補救措施。如發布非法集資預警；銀行業發出聯名倡議，“一企一策”幫困難企業；公檢法嚴打非法討債，切實維護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等。應當說這些措施都很有針對性，也能取得一時之效，但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民間借貸問題，還必須從立法著手，對民間借貸予以系統的規范、引導和監管。
　　央行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在2010年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存量就已超過2.4萬億元，占當時借貸市場比重已達到5%以上。以溫州為例，溫州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都參與了民間借貸。民間借貸為何大量存在？一方面，由于現行的國有銀行的信貸規則和運作模式，國企和政府性質的大項目永遠是貸款的重點，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只能分到很可憐的一杯羹，在資金瓶頸中生存，只能求助于民間資本；另一方面，在通脹壓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閑錢缺乏有效保值增值渠道。兩方面的需求共同催熱了民間借貸行為。
　　游走于國有商業銀行之外的民間借貸資本，是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資金力量。有其有利經濟發展的一面，也有其危害金融市場的一面。風險與利益并存，合法與違規交叉。民間借貸如一把雙刃劍，有助于企業發展的同時，也蘊涵巨大風險。由于民間借貸行為存在交易隱蔽、監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確定、風險不易控制等特征，有些甚至以“地下錢莊”的形式存在，非法集資、洗錢等犯罪行為充斥其間。
　　對民間借貸“堵”不如“疏”，有關部門應盡早加強相關立法和治理，將存在已久的民間金融納入正常監管與保護，降低民間借貸潛藏的巨大信用風險。首先，必須明確民間借貸身份。我國現有的金融體制一直沒能給民間借貸一個明確的身份和地位，與其任由它暗流洶涌，不如將其直接納入統一金融監管的范疇，進行引導和規范。其次，必須進行專門監管，定期采集民間借貸活動的有關數據，及時掌握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資金投向、利率水平、交易對象等變動情況，為有關部門制定宏觀政策提供數據支持。最后，要建立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讓貸款人及時了解相關信息，提高投資者風險識別、判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