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間借貸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其蘊含的風險也越來越受到監管層重視。據報道，四大行9月以來存款銳減，其中中行、農行分別減少1800億元和1400億元。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部沿海地區有3萬億元銀行資金進入民間借貸領域，不少國企、上市公司甚至商業銀行也都成民間借貸的“二傳手”。
一方面是貨幣政策從緊背景下的銀行惜貸，正規銀行信貸體系融資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是包括民間借貸在內的非銀行信貸風氣盛行，雪球越滾越大，利率迭創新高。二者都是我國融資體系中的資金供給者，但前者貸款利率相對穩定，監管措施完善；后者在數量上侵蝕著銀行存款，在貸款利率上不受限制，在監管上處于真空地帶，蘊含的風險不言而喻。
應該承認，民間借貸的存在有一定道理。在我國間接融資主導的格局下，銀行信貸及銀行體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目前貨幣政策從緊的背景下，商業銀行面臨的流動性、資本充足率、存貸比壓力較大，大部分中小企業無法從正規的銀行渠道獲取資金，民間借貸就成了融資體系的有益補充，包括P2P、小額貸款機構等在內的民間融資模式對緩解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目前民間借貸之風愈演愈烈，地域分布廣、貸款利息高、牽涉者眾多，而其又處在監管與法律的真空地帶，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不僅會危害我國經濟金融體系，還容易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要預防民間借貸危機的爆發，根本化解民間借貸所蘊含的風險，將其納入監管體系，以合法的途徑加以規范疏導，已成為社會與監管層的共識。
共識雖成，但切實有效的監管作用卻遲遲難以體現。其實，民間借貸問題很早就進入了監管者的視野，但通常是監管高層反復強調要高度警惕網絡借貸、民間借貸、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信貸領域凸顯的風險，而民間借貸狂潮卻有如滔滔洪水，其勢不止，部分體現出我國民間金融監管領域的尷尬處境。
目前，我國采取的是“單線多頭”的金融監管體制，即全國的金融監管權集中在中央，地方沒有獨立的權利，在中央一級形成了“一行三會”的多家機構共同負責的監管模式。銀監會負責監管有國家頒發正式牌照的金融機構，沒有牌照的民間借貸機構理論上銀監會并不負責，不負責的這些領域一旦出現問題，很可能影響正規金融機構的穩定，這樣就出現了民間借貸的監管缺失。而在銀監會設立之后，央行主要負責金融宏觀調控，但為了實施貨幣政策和維護金融穩定，也保留了必要的監管職責。目前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就是由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統計的。但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發布的保守利率被指與真實利率相去甚遠，其對民間借貸領域信息的掌握與監控能力遠非健全。
此外，民間借貸領域所表現出的一些特點也表明目前這種“單線多頭”的監管模式效力難以發揮。
一是民間借貸所表現出的區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強。雖然民間借貸的范圍已從前兩年主要集中的東南沿海區域向內陸發展，但主要還是集中在江浙、山西、內蒙古等民營經濟發達或民間資金充裕的地區，并未大范圍地波及全國各地。即使在民間借貸盛行的區域，不同的地區在資金供求、借貸鏈條、經濟基礎甚至發展模式等方面又呈現出各自特點。民間借貸的這種區域性差別決定了中央層面的統一監管難度較大。
二是民間借貸一旦出現問題，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也具有區域性。在民間借貸盛行的地區，往往是資金量巨大且參與者眾多。牽涉其中的不僅有工商企業、普通家庭，甚至包括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一旦出現危機，沖擊面也主要集中在一省市或地區。若波及工商企業會影響當地的實體經濟，波及銀行會危害當地金融體系的穩定，波及普通家庭更會造成當地社會的負面影響。民間借貸與地方政府這種休戚與共的關系使地方政府主動監管民間借貸成為可能。
因此，我們或可改革民間借貸的監管模式，采取雙線多頭的監管體制，即中央和地方兩級都對金融機構有監管權，同時每一級又有若干機構共同行使監管職能。理論上說，這種監管模式適用于地域遼闊、金融機構多而且情況差別大，或政治經濟結構比較分散的國家。
從我國民間借貸的現實來看，其地域色彩濃，各種非銀行信貸實體參與其中，加之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比較突出，更適宜采用雙線多頭的監管模式。
采用雙線多頭監管模式，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監管權力，調動各級政府金融辦的監管積極性，使其加入到民間借貸的監管主體中來。地方政府參與監管，短期內可根據各地民間借貸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制定監管措施，在信息收集、問題處理、危機預防等方面扮演更積極有效的角色。長期內地方政府或可參與地方民間金融的立法，為合規民間借貸機構頒發合法牌照。地方政府監管機構與中央監管部門相互協調配合，雙線并行，將助力于民間借貸的陽光化合法化，有效化解潛在風險，在長期內引導民間借貸在我國融資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