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碳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國政府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要實現這一目標，能源消費結構優化至關重要。
　　長期以來，煤炭一直占據著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的主導地位，總體占比約在70%左右，這與主要工業化國家以油氣為主的能源結構（油氣占60%至70%）差異甚大。如1978年，我國煤炭消費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重為70.7%，2009年，這一數字為68.4%，僅下降了1.3%。
　　對于當前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因素，很多學者特別強調能源生產結構對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認為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結構特征，決定了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國的煤炭探明儲量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總量比重的12.6%；我國常規一次能源探明和剩余可采資源量（包括石油、天然氣、煤和水能）中，煤炭占73.2%，石油占1.3%、天然氣占1.3%、水能占24.2%。
　　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即使我國具有豐富的煤炭資源，這種資源也會遲早被消費殆盡，因此煤等自然資源的使用必須長遠考慮，但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并沒有充分重視這個問題，這實際上是用未來的資源推動當前的經濟增長。究其原因，關鍵在于缺乏一個完善的產權市場和政府的有效管制。第二，過去我國對可替代性資源的研發投資相對有限，因而促成了對現有資源的過度依賴。能源研發投資的這種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政府的缺位密切相關，更何況，從人均能源占有量來看，中國并不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
　　也有學者認為，經濟發展程度，尤其是工業與服務業以及工業輕重結構的變化，是導致能源消費結構及其能源效率變化的主要因素。這種影響可以通過各國在不同歷史階段時的產業結構差異表現出來。例如，在低收入國家，農業所占的比重更大，工業以簡單的農產品加工和初級的輕工業為主；發展中國家中，工業所占的比重要大一些，發達國家中，服務業所占的比重更高。據此可以推斷，能源消費結構與這種產業結構相一致。
　　但是，目前中國的現實是，當社會價值觀念已經顯著更重視資源效率和環境質量時，在技術激勵和制度激勵上仍然傾向于低估資源效率和環境質量的價值，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仍然傾向于以更高的資源投入和環境代價來獲得市場競爭和企業競爭的優勢地位。這顯然與我國目前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滯后有關，這是當前在資源和環境問題上，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都不盡有效的原因之一。
　　因此，雖然一個國家的能源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與該國所擁有的地理分布、能源總量及其各種能源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存在很大的相關性。但在對于能源消費結構的分析中，還應更多關注市場失靈導致的外部不經濟、制度設計導致的產權模糊和弱化、以及由于人類的知識有限所引起的技術上的不確定性等問題。
　　首先，由于外部不經濟的存在，資源價格可能不包括資源開采中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按古典經濟學原理，空氣是自由財貨，工廠可以自由排放污染物，因而并不構成生產成本。這必然在企業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間造成差異。這種差異被庇古稱之為邊際凈社會產品與邊際凈私人產品的差額，即私人活動所產生的負外部性。沃特爾·范·代瑞（Wouter Van Dieren）在其1977年出版的《自然的價格》中提出，如果核算自然資源的貨幣價格，將會使整個工業社會為之震驚，從而暫停對自然資源的破壞。
　　按照早期工業體系中的成本定義，企業家絕不會把給別人帶來的負外部性計算在內，因為早期的成本定義只是企業家不得不付的款項，這種觀念至今仍然十分流行。我國一些中小煤炭企業的行為，就很能說明這種資源的價格不包括其所有成本的概念。一些小煤礦不顧及長遠發展，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在生產中只開采容易開采的中間煤層，使我國煤礦的回采率一直不高，此外在生產中采用落后的管理手段和生產方式，降低科技的投入，減少安全的設施，不顧及環境的污染和地面下沉等問題，對當地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由此可見，中國能源消費結構的這種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沒有正確地計算自然資源的價格，導致了資源配置的扭曲。
　　其次，技術創新方面存在的不確定性，可能影響能源消費結構。如果一個國家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卻缺乏進行技術創新的支撐制度，那么價格機制可能促成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正是由于這種原因，新增長理論認為，要從制度層面形成研究和開發的激勵機制、人才引進機制、技術和知識有效擴散機制，以實現低經濟增長水平基礎上的趕超和蛙跳。同時，有些技術上的進步，可能在客觀上促進了資源的開發利用，但卻不利于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此外，明確界定的產權，可以實現外部性的內部化，具有激勵功能和約束功能。如果產權得到明確界定并被有效的保護，則當事人明確自己的成本與收益，從而提供一個穩定的預期。但是我國目前的化石能源中，仍存有產權邊界比較模糊的現象，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出臺了鼓勵開煤礦的政策，這導致了大量小煤礦的出現，但安全性卻降低了。由于沒有明晰的產權，一些小煤礦傾向于多挖煤，而不是從可持續的視角來看待能源問題。確實，在后來的煤礦整合中，一些多挖煤的小煤礦主獲益確實比以長期可持續的視角來經營煤礦的人獲益更多。
　　根據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世界中，產權的初始界定影響經濟效率和產出水平，不同的產權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缺乏排他性權利的約束，進入公共領域的財富將成為人們投入資源爭奪的對象，從而引起“租值耗散”，產生極大的外部性。目前我國一些油田的私人盜采情況非常嚴重，導致了過度開采。這也是由于我國的國有制體制以及市場體系的相對較弱造成的，交易各方在協商中均采用誤導戰略，蓄意發布誤導信號，以使自己獲益。
　　綜上所述，自然資源的地理分布及其運輸的便利程度，以及經濟發展程度等對于能源消費結構的構成有一定的影響，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不完善的市場結構和政府失靈以及產權殘缺等問題引起的能源消費結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