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最高法院外國法法律顧問、北京市澳亞長城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關安平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金融大家談”欄目采訪時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的方向，但是要采取公平量化的方式予以推進，不能“硬推”，否則有“逆轉”的可能，甚至帶來更大的副作用。
關安平指出，觀察現今中國和世界的現狀，美元的確在弱化，美元的霸主地位也有逐漸喪失的趨勢，美元壟斷全球整體交易量50%以上，十年后比例會降低，但是，這十年之內美元又不可能失去其霸主的地位。“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初期，人民幣結算只能針對邊貿和個別不富裕的國家，盡管這個比例會逐年上升，但不會太大。”關安平說。他指出，人民幣結算量3至5年超過總貿易量和投資量的30%就很不錯，保守估計能達到25%左右。也就是說，未來75%左右的進出口結算仍然將以美元為主。
關安平表示，目前歐元區有麻煩，日本經濟也處在一個重整待發的過程中，歐元和日元取代美元地位短期內不可能。中國應該說面對了一個好的機遇，但是由于中國自身也積壓了一些嚴重的問題，也要經歷一個歷時5年左右的在公平量化方式下消化和處理過程，因此不能對人民幣國際化過于樂觀。
他指出，中國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不像當年的美國和日本那樣發展得比較完備，而是比較脆弱，特別是極為缺乏全社會統一的信用經濟環境下，迅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其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會比較大。
“比如，未來的國際化要求人民幣將較多的運用于進出口貿易結算，但這里有一個前提條件，即中國要在對方國家設立相關金融機構進行貨幣清算，并且中資的金融機構能和對方的金融機構保持一個暢通的渠道。就目前而言，中國普遍存在的信仰約束和道德約束較弱的狀況之下，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的能力并不強，而各種金融專業業務人員的培養和派出也存在問題。”關安平直言。
關安平特別強調，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或還很難支撐起一個“硬通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并非特別穩定，除了體制性通脹、房地產畸形發展、中小企業萎縮已造成實體經濟進入困境之外，許多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地級市、縣級市縣的地方債過量和難以控制也蘊含著使中國宏觀經濟急轉直下進入蕭條的風險。
關安平說，人民幣國際化要順勢而為，而非“硬推”。他指出，中國的三大貿易伙伴是美國、歐盟和日本，但是受到貿易結構所限，和這三個國家之間的結算用硬通貨不可避免。中國應該更多的著眼周邊國家，和諸如東盟這樣的區域內的國家把經濟關系紐帶“綁牢”，使中國經濟得到中國周邊國家更多的支持。
他也指出，可側重和金磚國家進行戰略合作。“現在香港離岸市場的規模增長很快，若和巴西把雙邊合作搞好，同時加大金融、貨幣合作，則由于中國和巴西的互補性較強，從而在迅速增加經濟合作與貿易往來的同時，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公平量化的境遇之中，澳門及鄰近的橫琴島就有可能在十幾年后成為第二個香港。”關安平說。
除了和區域內的國家、金磚國家多合作，也要借力使力，搭上硬通貨的“順風車”。關安平通過“金融大家談”欄目建議，人民幣國際化可考慮從與日元的貨幣合作起步，從而為未來幾十年新興的亞洲一體化奠定基礎。當前日本因為地震出現的經濟停滯，日企、日本銀行和日本主管貨幣的當局比以往更為注重與中國的合作，中日如能學習法德合作的經驗，用公平量化的方法持續解決中日之間的各種問題，人民幣如果成功借力日元，那么完全可以由跨境合作走向更大范圍的亞洲區域的國際合作，并且在與日元合作成功的基礎上，與發達國家諸如歐元的合作的經驗或模式將會更為可行。
關安平最后指出，人民幣在“走出去”的同時，流回來同樣重要。日前，《商務部關于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征求意見稿)》發布，意味著小規模試點之后，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人民幣FDI)的監管框架正式出臺。繼人民幣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市、R-QFII(人民幣境外合格投資者)機制之后，將新增一條境外人民幣回流渠道。“回流管道的
修葺非常重要，回顧歷史，歐洲美元泛濫正是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重要經濟原因之一，所以我們的人民幣要走出去也要拿回來。”關安平說。不過，他同時也表示，這樣的回路也要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保證回來的資金是用于生產而非投機，從而實現公平量化與科學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