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頻繁爆出“老板無力還債而跑路”的消息，包括眼鏡行業龍頭浙江信泰董事長胡福林等著名企業老板。目前可證實的溫州老板“跑路”至少已發生20起。浙江副省長、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為此主持召開座談會，宣布要積極引導民間金融規范發展，“政府該出手時就要出手。”（《東方早報》9月27日）
　　溫州作為民間資本的先行者，一直具有風向標的特征，今年溫州民間資本從房地產領域撤出后，轉戰民間借貸，對資本來說是一種嗅覺上的靈敏，但對企業來說則是一種危險的信號。如今，隨著大量溫州民企的倒閉和老板逃走，危險已經呈現。而溫州民企經歷的風險，還有更多的地區也將遭遇到。政府出手幫助的同時，更應在體制上進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才能有效防范此類風險。
　　今年南方民企遇到困境，既有銀根緊縮融資困難的原因，也有外貿訂單減少的原因。但隨著緊縮政策的持續，民企的融資問題已經向北方擴散，前不久吉林民企也出現了困境，吉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副廳長白緒貴說，今年通過銀企合作、引入擔保機構等，也僅拿到400億的貸款和40億的其他融資，中小企業資金缺口還高達560億元，毫無辦法。而即使得到銀行貸款，中小企業也要有抵押、擔保等，貸款成本至少要12%，超過了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利潤水平。即使這樣，能從銀行拿到貸款的也是極少數幸運者。民間貸款更是水漲船高，今年民間借貸利率直線上升，有的已經達到100%，少的也超過30%，且隨著利率的上升，借貸期限也越來越短。拿到貸款或借款的企業，也并非想用這筆資金贏利，而是在虧損的情況下能堅持存活下去。
　　與民企的窘境比起來，國企尤其是一些大央企，日子明顯要滋潤得多，因為銀行給央企發放貸款，可以說是一種“本職性工作”，是一種無風險行為，即使企業倒閉變成壞賬，也會由政府出面承擔損失。所以再緊縮的環境下，也不會對央企形成壓力，像2008年時，我國一直在執行緊縮政策，央企中國物資儲運總公司旗下的河北物流中心，卻可以向民企放高利貸，年利率高達36%。而據一些報道來看，這種情況也并非罕見，甚至已經成為潛規則。
　　溫州之所以出現比較明顯的民企老板“跑路”現象，與溫州民間借貸先行有關，如果不及時緩解民企融資難的問題，資金鏈斷裂向其他地區蔓延，其他地方的民企老板們也同樣會“跑路”。不過如何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卻是政府應當思考的問題。目前民間借貸利率如此之高，一方面說明融資之難，另一方面也說明投資之難。在目前的銀行體制下，寄望于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不切實際，應該考慮如何將民間資本的投資與融資納入到一個規范的軌道。
　　降低融資成本，拓寬投資渠道，是合二而一的問題。只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的兩面性，才能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化解民企老板“跑路”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