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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浙江出現了多起老板出逃事件。就在日前，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也選擇了跑路。究其原因，媒體一致把矛頭指向“民間借貸”，報道稱，這些老板均無力償還高利率的民間借貸，被逼無奈選擇了跑路。
一直以來，民間借貸就貼著“高利貸”，“地下錢莊”的標簽，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跑路的老板大多集中在溫州樂清等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大家在痛訴民間借貸的同時，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情，這些溫州樂清老板個個門檻精明，經濟頭腦發達，難道他們不知道民間借貸的風險，難道他們不想從正規國有或者商業銀行得到低利率的貸款。當然不是。正是正規銀行無法有效覆蓋中小企業需求，一旦銀根抽緊，銀行便抓大放小，任由中小企業死活，中小企業求貸無門，才轉而投向高風險的民間借貸。
那么我們如何來看待萬惡的“高利貸”，即民間借款呢？經濟學家茅于軾直言不諱地說：“我覺得高利貸很好，這是資金優化配置的結果。資金應該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項目上，也就是能夠支付最高利息的項目上。這和拍賣一樣，商品應該賣給出價最高的人。”這位經濟學家在解釋民間借貸讓老板被逼跑路時這樣說：“企業的原材料是不是也貴，土地是不是也貴，勞動力是不是也貴？不能埋怨民間借貸市場利息價格太貴，你沒法償還就不要去借。”
這么多企業“奮不顧身”投向了民間借貸的懷抱，其實本身就說明了問題，對于企業，有強烈的資金需求，然而合法的市場卻無法滿足這些。所以問題的根源就是政府放開壟斷的金融市場，讓民間資本合法進入市場。目前的高利息，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借貸的風險溢價成本，當有法可依，市場規范，公平競爭時，民間借貸的利息自然也會下降。
月黑風高，老板背著行李奪路狂奔，此時，他們心里埋怨的，恐怕不僅僅是民間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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