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來，央行已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1次，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0.5%，上調利率5次，累計上調1.25個百分點。貨幣政策連續出手為宏觀經濟軟著陸奠定了基礎，但這一輪貨幣調整存在先天性缺陷——重數量工具輕價格工具，這一狀況若不盡快轉變，恐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帶來負面影響。與包括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相比，通過發揮代表資金價格的利率這一市場無形之手的魔力，更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
　　數量型工具的弊端有四：其一，無法真實反映市場資金供求情況。粗暴的數量工具猶如計劃經濟時代的糧票制度，很容易扭曲了正常的供求關系，導致能通過自身優勢拿到“糧票”的人可以繼續享用低價商品，甚至可以通過倒賣獲得額外利益，而真正需要資金的人要么把大量精力耗費在排隊上，要么通過黑市高價獲取糧票。時下數量型調控已造成明顯的信貸市場旱澇不均。在利率水平遠低于通脹水平的情況下，銀行給予大型國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資其實是一種變相補貼。利率這一資金價格信號僅在較為自由的民間金融市場發揮作用，從而形成了體制內銀行借貸系統和體制外民間借貸系統兩種系統并存的局面。
　　其二，影響了控制通脹的效果。在負利率情況下，居民為保持手中鈔票不貶值有兩個選擇：一是盡快消費，把手上的錢盡快花出去；二是尋找收益率高于通脹率的投資工具，在股市低迷、房市迷茫的情況下，投資僅剩一個渠道：民間借貸。前者將進一步提高日常消費品價格，后者游離于體制之外存在著巨大風險。對資金需求方來講，目前民營經濟總量已占中國經濟的50%，構成CPI指數的主要消費品絕大多數都由中小民營企業生產，對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收縮影響了其擴大再生產，反過來影響日常消費品供給，無法給高燒的CPI降溫。這從央行多次收緊貨幣政策而CPI卻屢創新高這一奇特現象可以側面印證。
　　其三，造成民間信貸泛濫，滋生出地方平臺債務、房地產泡沫之外的第三個系統性金融風險。民間借貸年利率很多高達30%，50%也不罕見，這些借貸大多用于維持企業及其脆弱的資金鏈。在民營經濟發達地區，民間金融借貸市場已儼然形成了一個較為封閉的生態系統，各個民企之間相互擔保、相互拆借，一旦一個民企資金鏈斷裂，必然拖倒一整片。繼而影響地方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穩定，最后可能不得不由當地政府買單。
　　其四，阻礙產業結構調整。新興產業一方面處于初創期，愿意承受較高成本的融資但缺乏足夠的銀行資信記錄和抵押物，另一方面則需要足夠的資金啟動項目，銀行在數量型調控下自然會收緊這種項目貸款，穩字當頭。在中國創業型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這無疑對新興產業發展形成障礙。
　　利率這一價格型工具能真實反映市場資金供求關系，能有效引導地方政府和企業減少低效率投資，壓縮無效需求，擴大企業對消費需求旺盛產業的投資，從而既達到控制通脹之目的，又獲得優化調整產業結構之效。要解決目前民間借貸泛濫問題，就必須動用利率手段，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而地方平臺債務風險則應通過地方政府削減開支等手段解決，以數量工具減輕地方政府負擔，是在發出錯誤信號，僅僅起到延后其爆發之功效，而越延后則風險越大破壞力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