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0年9月法國在巴黎強拆波西米亞人“帳篷營地”——盧戈區后，一海之隔的英國也動手了，目標是戴爾農場，位于英格蘭埃塞克斯郡巴塞爾頓地區的一片吉卜賽人等“歐洲公民”臨時建筑的宿營地。
　　戴爾農場的常住戶僅有80戶，而拆遷代價則是1800萬英鎊。更要命的是，這些錢花出去很可能會打水漂：首先，這80戶中的相當部分決定當“釘子戶”到底，而且已開始著手構筑“工事”；其次，卡梅倫真正想拆除的并非這區區80戶違章搭建、違章居住者，而是聚集于此并將之變成整個歐洲最大流浪漢宿營地之一的約2000名吉卜賽人和其他流浪漢。換言之，他要“拆除”的，是讓整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社會頭疼不已的跨國流浪現象。有形的宿營地、沒長腿的棚戶帳篷好拆，無形的流浪現象、長腿的流浪漢，又如何去“拆除”？
　　直到1979年才被聯合國承認為單一民族的吉卜賽人，自古以流浪、乞討為生，東歐集團的瓦解讓二戰后好不容易定居化的大批吉卜賽人重操舊業，申根協定的落實，又讓他們從“國內流浪”變為“跨國流浪”，他們無拘無束在歐洲各國穿行，選擇城市邊緣的廢棄地塊、社區之間的幾不管地區、無人問津的報廢汽車停放場地等，安置大篷車，支起帳篷，挈婦將雛，安營扎寨，并如滾雪球般壯大。
　　這些流浪漢的聚集不但有礙城市觀瞻，而且被認為滋生犯罪和不法行為，薩科齊和貝盧斯科尼都曾指責本國流浪漢宿營地是“毒品販賣和嫖娼等非法活動的溫床”。隨著歐洲各國經濟的衰退，許多國家的民眾將怒氣發泄到這些“歐洲公民”身上，認為他們的聚居區是“臟亂差”的典型，他們則是好逸惡勞、占用公共資源、靡費社會福利的寄生蟲，在許多國家，支持強拆宿營地、驅逐吉卜賽人的民意占了上風。這種社會思潮的出現和蔓延，是歐洲極右翼政治勢力發展壯大的兩大推手之一（另一大推手是反多元文化）。因此，歐洲政治家每逢遭遇政治困境，往往拿這些姥姥不疼、舅舅不愛，連個祖國都沒有的國際流浪漢開刀。
　　然而強拆畢竟和歐盟自由遷徙、自由居住理念格格不入，驅逐吉卜賽人更可能被抨擊為“種族歧視”，在奧斯陸血案發生、尤其托特納姆事件尚未善后的背景下，顯然具有太多政治敏感性。鑒于此，卡梅倫將行動解讀為針對非法占用綠地、構建違章建筑的“拆違”，但也使拆除難度變得更大：80戶有形的“搭違”住戶可如此辦理，那些天當房地當床、數量多達2000的吉卜賽人，又如何以這個理由去“拆遷”？
　　針對吉卜賽人的負面觀感，有一些屬實，如犯罪率高。有一些則有復雜原因，如去年法國盧戈區被強拆時，《巴黎人報》就有文章指出，這個區其實是先“臟亂差”、“三不管”，而后才變成波西米亞人帳篷營地的，而非相反。卡梅倫斥資1800萬英鎊，打算先強拆，然后把戴爾農場改造為廢品堆積場，這也許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盧戈區就因1999年被改建成廢品堆積場，才在10年里迅速變成“歐洲公民”的安居樂土。還有一些則是遷怒于人，把這群歐洲最弱勢也最不受歡迎的人當作社會不滿的替罪羊，如“流浪者靡費社會福利”就不知所云——這些無國籍人哪兒來的駐在國福利？
　　宿營地難拆，流浪現象更難“拆除”：這些吉卜賽人大多有權合法在英國居留，沒了戴爾農場，他們隨時可能把任何一塊地方變成新的“戴爾農場”；即便英國仿效法國，制訂諸如“歐盟其他國家公民居留超過6個月，無‘流動居民居住證’或工作許可證將被遣返”之類新規也無濟于事。一來大多數流浪漢不難搞到這樣一張紙，二來即便搞不到，政府有權驅逐他們，但他們完全有權在幾個月后根據申根條約規定，以歐盟公民身份重新回來，如果接著拆、接著趕，又要花多少錢？
　　問題的根源是全歐洲的，但受害者卻是自己，這樣的尷尬近來從各個層面一再困擾歐盟區各國政府、社會和民眾。歐盟一體化，給了吉卜賽人在歐盟范圍內任意遷徙、居住的自由，卻并沒有幫助他們融入歐洲當代生活，沒有給接收吉卜賽人的國家以足夠撥款，讓后者可以想辦法消化安置他們，更沒有在羅馬尼亞等吉卜賽人“老家”幫助這些人“就地生根”，令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幾乎所有西歐國家感到無從下嘴。這個死結不解開，卡梅倫們不論下多大決心，花多大代價，“戴爾農場”們也是強拆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