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來美國最宏觀的政經新聞應該是討論新刺激經濟計劃。但這樣關乎全球經濟動向的大事似乎沒什么人認真分析了，而改為關心一個類似花邊新聞的消息——該消息的故事情節叫向超級富豪征稅，故事主角為股神巴菲特，稅種命名為“巴菲特規則”。而以一個股市投資人的姓名為名字新開一個稅種，歷史上好像還沒有。
　　大體內容是總統奧巴馬于19日再提向富人增稅的建議，意在確保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承擔與中產階級相同的稅率。這個新稅的構想源于巴菲特自己的抱怨，他于上月在《紐約時報》撰文認為美國國會“溺愛”超級富翁，要求政府向包括自己在內的富人多收稅。
　　從舉國共度時艱的角度說，巴菲特此舉很容易讓人想起中國抗美援朝的故事片《英雄兒女》里向我開炮的王成。但向我多征稅是不是能夠得以實施呢？有人從概念推斷，說是超級富豪應納稅款的邊際稅率，一般按投資來繳納是15%，而美國社會的柱石中產階級基本都是按照35%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因為他們的收入主要是按照工資繳納的。所以要拉平，否則不公平。
　　其實這樣的爭執在美國不是沒有，次貸危機結束后國會曾召集在逆市賺錢的幾個對沖基金的老板進行國會咨詢，反復問他們是否漏稅了，其中就有今年告別市場的“壞人”索羅斯。但這些投資大佬，沒有一個承認漏稅，其中最著名的答案就是——我們這是承擔市場風險的投資，我們的所得不是薪酬，而是投資回報，所以只能繳這么多稅，盡管經濟那么不景氣。
　　這個答案不能說是狡辯，因為投資和工資的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獲得個人收入的辦法，對應納稅款來說也是兩種稅基，要是混為一談的話，表面上從個人所得的角度看，公平仿佛是到來了，但投資的風險卻不見了。
　　而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流動地，原因雖是多方面的，但對敢于承擔市場風險的投資，抱有寬容的心態、實施寬容的制度應該是其核心之所在。若無對投資的寬容，美國人想象不出來各種金融產品，也做不到世界上最好的金融服務。從這個角度說，對投資實施和工資一樣的稅率，并不容易實施。因為這幾乎相當于要消滅華爾街的行為，而誰能夠想象美國沒有了華爾街？盡管華爾街經常很可恥。
　　在外人看來，“巴菲特規則”的稅來自一個著名投資人的建議有點矛盾。但這并不奇怪，因為財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是投資利潤和市場風險的關系，而是所有參與市場的人如何分配社會資源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來自經濟，卻最終成為了政治問題。雖然奧巴馬表示，他不認為“要求對沖基金經理承擔與管道工和教師相同的稅率是在搞階級斗爭”。因為“這不是階級斗爭。這是算數”，但誰也無法否認這里面存在著財富積累和分配的社會觀，還存在如何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社會觀。
　　以“巴菲特規則”制定的稅，對美國公共財政收入來說，可能不會有明顯改觀。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人現在大約只有45萬人，占納稅人總人口的0.3%，即使將他們的綜合稅率提高到平均個人所得稅水平，還需要經過相當復雜的計算，才能知道最后到底能夠征收到多少稅，目前的情況估計是誰也不清楚——但年度稅款肯定不會超過9000億美元，而這個數字，幾乎是奧巴馬經濟第二新政對未來十年新增稅款的1.5萬億總額的60%。
　　也就是說未來十年新增的稅款，假如一直由奧巴馬及其民主黨政府單向富豪開刀，最快只要到2013年就可以完成。而如此一來，未來十年政府就不需要再新開別的稅種，也不要向除富豪之外的其他人征稅了。以得罪0.3%的美國人，換來了99.7%的美國人的歡迎，奧巴馬及其民主黨政府政治算術不可謂不精，因為2013年就是美國新一屆政府就任之時。
　　但結果到底會怎么樣呢？此刻下結論還為時過早，美國政府想新開稅種，調整稅率曠日持久的國會爭論是必需的。最后的結果可能是，所謂的“巴菲特稅”，不過是由股神開始的新稅緋聞，而成為總統競選噱頭的一場美國鬧劇。我們且拭目以待吧！